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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广州义务反扒群与警方合作，在大德路、一德路附近抓到小偷。 |
5月1日，夜幕降临。“森林”和他12个伙伴们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在闹市街头，目光却紧紧盯住那5个可疑的身影。那些身影总是借着挤车的时候实施偷窃，这次，“森林”他们就是来抓小偷的。
两年间，他们抓获数百个小偷。2006年4月16日，他们举着反扒宣传牌，从广州的闹市中穿过，号召广大居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那一年广州义务反扒群没有一个队员受伤、没有一个小偷因为反抗受伤、他们和警方保持着合作……在许多地方的反扒志愿者争议不断，民间义务反扒群体一直尴尬地游走在法律边缘时候，广州的民间反扒群似乎也承袭了广州人务实低调的处事风范，进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
他们是什么人？没有报酬，还要自己出钱，他们为什么要反扒？除了收编或解散，他们是否有可能提供了民间义务反扒的第三条道路？
文／图
本报记者李颖、柯学东
这样的活动，“森林”和他的伙伴们有过很多次。就在半个月前，他们还进行过一次类似的活动。
4月14日11时，天气晴朗，人民中路附近。老城区的街道纵横交错，人来人往。
绿灯亮了。眼神交错，“好男”和迎面走来的高个子年轻人默默地打着招呼，没有人注意。十字路口旁边的士多，阿荣坐在角落里，和士多的老板聊着天，时不时瞟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好男”不断地变换着位置，时不时拿起电话和伙伴交流。
“这边地形太复杂，不适合观察，行动时也不方便。”他盘算着，如一个士兵在战斗前观察地形。这是广州义务反扒群一次普通的行动，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没有惊险刺激的抓捕。他们寻找猎物，等待时机。
十次踩点一两次有收获 这次活动，反扒群共有10名队员参加。“好男”告诉记者，每次行动，他们都要经过详细的计划，事先要观察一两个星期，每次都要几个小时。“观察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走了8个小时，结果一无所获。”
观察主要看人。小偷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有的小偷穿得比一般人都要好。你要看他们的眼睛。普通人走路平视，小偷则会往下看，主要看人腰部以下的位置。还有，他们会带着塑料袋、衣服等可以遮挡的东西。”半个小时，“好男”已经带着记者在周围转了一圈，边走边传授着他的反扒经验。“要找一个有利位置，选择那些可能发生案件的地方观察。要和报摊、士多的老板聊天。附近有哪些陌生人出入，他们都知道。”
每次行动，他们都会分散开，人多了目标大。这也是“好男”与队友擦身而过、默不作声的原因。两个小时下来，依然没有收获。阿荣和“好男”商量了一下，宣布这次行动结束。“十次踩点，只有一两次会有收获。”“好男”并不太在意这次行动的结果。
这时，10名队员才凑到一起。他们有的是IT公司的管理者，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志愿者。他们互相以网名相称，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和职业。广州义务反扒群里面，只有阿荣等少数几个管理员才了解。
“我没有把反扒上升到事业” “好男”是部队里长大的人，是反扒群的元老之一。2005年，在电视上偶然间看到反扒群活动的他递交了一份申请。当时，有1000多个人报名，最后只剩下30多个人。“那次筛选很严格，要看身份证、特长，问为什么加入。大概是在部队长大的缘故，我从小就对坏人坏事很看不惯。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用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热血沸腾，后来，慢慢地，自己的心态也在一点一点改变，变得平和。现在，反扒对我来讲，是个兴趣，也算是娱乐方式之一。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抓坏人，我没有把反扒上升到事业那种高度，责任可能更合适。如果每个人看到坏事时都能站出来，那就不怕了。”
阿荣是个公务员，以前当过城管。阿荣说，一开始他就是凑热闹，觉着这些人很傻，想看看他们为什么那么傻，后来进了群，他却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一直坚持到现在，当了群的管理员。
和“好男”在红绿灯下面碰头儿的“刺客”以前是佛山反扒群的。去年在佛山被小偷诬陷，被关进了派出所。“事情很复杂。”“好男”不愿意过多地透露。后来，“刺客”就来到了广州。在佛山的时候，他一个人一年就可以抓一两百个小偷。
说起抓小偷，“刺客”有很多故事讲。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抓了一个小偷，司机把门关上，站在他旁边。小偷被警察带走后，“刺客”下了车，身后响起一片掌声。“那是我最感动的一次。”不过，更多的时候，刺客仍然要面对周围人的冷漠。对于“冷漠”这个词，反扒群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觉得，人们不是冷漠，很多人只是在等第一个人站出来。
“我们就当第一个人。”“刺客”说。
80%队员是广州本地人 广州义务反扒群定期活动，活动范围遍及广州大小城区。阿荣告诉记者，群里面会功夫的人不到一半。“现在经常参加活动的有100多人，80%是广州本地人，其中60多名是核心成员。女生占30%。我们有论坛，有QQ群。6名管理员是负责人，对反扒群的事务进行日常管理，重大事情会召开面对面会议，决议采取一票否决制。除了管理员，反扒群还有5名“行动委员”，大概属于项目经理一样的职位，负责每次行动的计划、指挥。”
“每次行动都要向管理员汇报，必须有一到两名管理员参与。”管理员和行动委员都采取轮换制度，到一定时间就要更换，由核心成员选举产生。这也是广州反扒群的特别之处。“我们不讲个人崇拜。反扒群元老现在还有一两位，如果元老的意见和大家不一致，我们也会开除元老。不久前，我们刚开除了一位，是由6名管理员全票通过的。这种定期轮换的制度保证了这个群没有一言堂，而且会不断加入新的思想。”
在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小偷偷过。“好男”说，他们不是侠客，但不否认他们骨子里都有一种侠义的精神。
对话
“我们不是侠客，只是负责任的城市公民”
相比较侠客，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负责任的城市公民”。记者与10名反扒队员进行了直接对话。
记者：行动这么多次，你们有没有和小偷发生过冲突？
队员：我们不是执法，没有执法权。2005年12月以前，我们也有尝试过去打小偷。打他们有什么用呢？小偷受伤，付不起医药费，也许会偷得更厉害。现在每次行动，我们抓小偷，都是抓现行，不会说怀疑他就去抓他，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把犯罪嫌疑人交给警方，就代表我们行动的终结。我们不会带武器，攻击性武器是严令禁止的。平时的培训，我们也只训练抓人，不会训练打人。
记者：有没有队员因此受伤？
队员：每次行动的时候，也要分析形势，如果对方人多危险性大，那我们宁愿选择放弃。天下的小偷那么多，我们是抓不过来的。如果受伤了，就算队员没意见，但是他们的家属也会有意见。我们甚至要去保护他们（小偷）。常常是，一个人扭住小偷，其他几个人围成圈，向周围的群众解释。2006年，我们抓过几百个小偷，但没有一个队员因此受伤，也没有一个小偷因为我们而受伤。肢体上的冲撞是免不了的。广州的小偷是最聪明的，他们也懂法，所以，我们也很少有碰到小偷反抗的。很多人都以为小偷身上会带刀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小偷也要考虑，这次被抓到派出所，可能只是被拘留几天或接受其他很轻的处罚，但要是伤人的话，罪名就重了很多。
记者：小偷会不会对你们打击报复？
队员：没有小偷打击报复我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们这群人在做的。警察也不知道，但是次数多了，他们也会知道。有的警察后来就管我们叫“Q”。因为我们是一个QQ群的。每次我们只是装作普通群众，见义勇为抓到了他们。
记者：你们的工作实际上会给警察减轻负担，你们怎么看？
队员：警察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好。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一群人，只当我们是见义勇为的普通市民。警察也需要理解，他们也很辛苦，看到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也是很感谢的。
参加公益活动减少戾气 记者：群有没有到政府部门注册？
队员：没有。广州义务反扒群以网络为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群体。
记者：什么人可以加入反扒群？
队员：招收人员是有门槛的。新人要18岁以上，并且有正当职业，还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将来成员犯了罪、出了事，我们会把身份资料报告给公安局，不会包庇。至于正当职业，每次活动都要成员自己承担费用，如果没有正当职业，是承受不了的。
记者：反扒群的人会不会有暴力倾向？
队员：年轻人对社会的了解毕竟有限，热情很高，有时会有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几年有不少队员离开。有的就是认为，不打不能解决问题。广州高中生里有一个反扒群，我们已经教育过他们很多次了。孩子们在网上有时会说“砍死贼”之类的话。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2006年3月开始，每个新人进来，都要进行“心态培训”，让他们理解这个社会。并且引导队员定期去老人院，和红十字会组织骨髓捐献活动，云南助学等公益活动也是为了减少队员身上的戾气。
记者：你们和其他的反扒群相比，比较低调，态度也更务实，为什么？
队员：许多地方的反扒志愿者会有浓厚的侠义情结，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我们不是侠客，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广州反扒群在全国来讲，平均年龄应该是最大的，年龄大的人在这里被称作“老人”。他们大多事业有成，思想成熟，已经成家。“老人”怕死，考虑事情会多一些。
记者：开始行动以来，有没有旁人不理解的时候？
队员：做这些事，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去做了，即使他们不帮忙，他们也看到了，看到了，下次他就有可能会去做。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在等一个人出头，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其他的人也会站出来。
记者：有没有经历过失败？
队员：一开始，抓来的人送到派出所结果因为没有证据，人又被放了出来。广州反扒群一开始也经历了许多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些失败，我们才能反思。2006年3月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意识到单靠我们是抓不了多少的。一个人一生能抓多少？只有发动起社会的力量才行，于是我们转为以宣传为重心。
记者：家里人会支持你们这样做吗？
队员：大部分家属都不知道我们这部分生活。一般队员都不愿意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但是，跟自己的孩子说起来的时候，还是挺自豪的。我们会和同事讲，说起来也是特别自豪。告诉同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事情临时离岗时，他们还会帮忙打掩护。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同事也有了这种意识，看到坏人的时候会勇敢地站出来。
广州义务反扒群体素描 队员构成：经常参加活动的有100多人，80%是广州本地人，女生占30%。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最大的一位有45岁。
相处方式：他们互相以网名相称，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和职业。
运作架构：6名管理员是负责人，进行日常管理，决议采取一票否决制。还有5名“行动委员”，负责每次行动的计划、指挥。
活动模式：早期曾经打过小偷，目前抓小偷，装作普通群众见义勇为，把犯罪嫌疑人交给警方，就代表行动的终结。不会带武器，攻击性武器是严令禁止的。
价值体系：我们不是侠客，只是负责任的城市公民。
手记
寻找第三条道路 4月10日上午，海口市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正式挂牌成立，海口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收编”民间反扒组织。而3个月前，曾公布“宁波防偷地图”、当地最大的网络反扒组织“打哈欠”才刚刚宣布解散。自2004年以来，关于民间义务反扒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扒志愿者与小偷之间发生了许多电视剧里才出现的故事，打斗致伤致死、诬陷、复仇——除了层出不穷的纠纷和争议，民间义务反扒群体也一直尴尬地游走在法律边缘。要不被收编，要不就解散，民间义务反扒是否只有这两个选择？
广州义务反扒群没有统计过他们抓过多少小偷，没有统计过前后有多少队员，这些数字对他们来讲，似乎并没有意义。与社会上争议不断的反扒群体群像相比，广州反扒群和这座城市一样，是意料之中的低调、务实。关于民间反扒群体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民间反扒群体的合法性上。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终究要遭遇现实法律——他们来自民间，何况又是在这样一个容易出现人身危险的领域。
结果，反扒队员打死小偷或反过来被小偷栽赃的事情屡见报端，也一如既往地难以决断。然而，广州义务反扒群的经验却可能为人们提供第三条道路的方向。这个民间反扒群体能够恪守住自己行动的边界，而不是任由侠义的精神主导，对小偷不是“除之而后快”，而是交由政府处理。
正如“好男”告诉记者，他们不是侠客，只是负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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