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访美时间选择含玄机 日美同盟将扩大包容性

　　日美同盟如何包容中国

　　应该说，对中国加以制约，是日美同盟与始俱有的任务，不过在不同阶段，其程度与具体要求会有所不同而已。当前，美国相当一部分战略家认识到，仅仅依靠日美同盟，仅仅通过制约，难以最大程度地在亚太地区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去年9月，日相安倍登基之后，以令人炫目的速度，频频出访，却迟于最近，才访问了美国。随后，日美外长与国防部长举行了被推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二加二会晤”。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主轴终于展开。本文将就此作一评论。

　　时间选择，暗藏玄机

　　安倍最近才访问美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促使安倍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有多方面的。

　　首先，恢复日本外交的相对平衡，成为安倍政府的当务之急。

　　战后，日本成为“特殊国家”。一方面，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这种特殊地位，使日本在外交上比较注意保持平衡。早在1957年，日本便确立了外交三原则：一、以联合国为中心；二、协调自由主义各国；三、作亚洲一员。其后，随着日本力量的增长，日本保持外交平衡的要求有所减弱，但直到小泉内阁时期，才出现了重要变化。当时，拥有举世无双军事力量的美国，因“9·11事件”而居哀兵地位，攻阿富汗、打伊拉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种局面，使小泉政府判断：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调整。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大幅度向美国倾斜。小泉甚至表示：只要搞好了日美关系，中日、日韩关系自然会好。

　　自感有恃无恐，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其结果，不但直接破坏了日本与中韩等国的关系，日美关系也受到间接伤害。当时，美国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便有研究人员指出，参拜问题“使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恶化，以六方会谈为例，日本已经到了无法同亚洲国家沟通的地步，如此一来，日本如何执行美国交办的任务、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呢？”

　　其次，布什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使安倍政府想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严重伤害，也使美国获得了道义上的有利地位。但是，在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保守主义者的推动下，布什政府未能处理好这一转折，中东政策出现严重失误：迷信军事实力，奉行单边主义。结果，军事上赢了，政治上却更加被动，美国陷身伊拉克，难以自拔，在美国与国际社会，受到广泛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政府的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公开发表了批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讲话，其所传递的外交态度，决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实际上反映了安倍政府不希望被世界舆论认为日本无条件支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

　　再次，为塑造“有主见的外交”形象。

　　一直有舆论认为，安倍以及他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亲美派，但实际上，这两个人骨子里都是民族主义者，重视与美国结盟，主要出于现实需要。1957年，岸信介在日本实力略有恢复之后，就坚持要求以“对等原则”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去年9月，安倍上台伊始，便提出，日本“外交到了根据新的思维，向有主见的外交过渡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口号指导下，日本的对美独立性，势必增强。

　　出于上述原因，安倍上台，不以美国为首访对象，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此意的大部分，不能言传只可意会而已。

　　同盟调整，用心良苦

　　当然，推迟访美，不等于不访美。与美国结盟，仍属日本的核心利益。

　　安倍此次访美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日美同盟关系。日美同盟关系为何需要调整？因为形势及日美的战略需要都有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中东和亚洲地区。

　　美国在伊拉克的挫折，促使美国调整中东政策，新政策特点有四：1.强调美国在伊拉克失败的严重后果，为达到稳定伊拉克新政权的目标，先增兵再撤兵；2.政治要求成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核心内容；3.长期努力；4.争取广泛的合作。

　　亚洲，是当今世界除中东之外，美国最关心的地区。美国想在亚洲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地区结构，其希望是：“美国在该地区持久的力量、责任和领导，加上亚洲其他成功国家对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

　　上述重要的政策调整，势必对日美同盟关系提出新要求。

　　其一，美国希望日本成为东亚的英国，全面配合美国的世界战略。

　　2000年，美国最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阿米蒂奇在其第一份对日政策报告中就提出：希望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成为日美同盟的榜样”。也就是要求日本能像英国那样，全面配合美国的世界战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宪法，取得集体自卫权。2006年，阿米蒂奇在其第二份对日政策报告中再次强调：美国希望日本“在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可能受到影响的时候，能够拥有较大的自由，进行参与”。

　　美国对日本的配合要求，包括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

　　在地区层面上，希望日本与之配合，处理好其在东亚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迅速发展带来的挑战。阿米蒂奇认为：“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利益受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两个对中国发展方向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希望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辅之以与印度、澳大利亚等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加强“抑制力”，制约与规范中国的发展；同时，防止朝鲜半岛及台湾等对地区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问题向着不利于美日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层面上，希望日美同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和作用的同盟，特别在确保能源安全，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在有效对待“处于重要交汇点的国家崛起”等方面，作为同盟伙伴，努力合作。

　　其二，美国希望在提升日美同盟制约能力的同时，扩大其包容性。

　　应该说，对中国加以制约，是日美同盟与始俱有的任务，不过在不同阶段，其程度与具体要求会有所不同而已。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关系在新阶段的展开，以及包括伊拉克战争教训在内的新经验的取得，美国相当一部分战略家认识到，仅仅依靠日美同盟，仅仅通过制约，难以最大程度地在亚太地区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为，当今“东亚的稳定取决于美国-日本-中国的三角关系，除了我们与日本牢固的联盟之外，还应促进这种关系”。为此，必须在提升日美同盟制约能力的同时，扩大其包容性。阿米蒂奇主张：应使日美同盟由“基于共同威胁的单一性联盟”，发展成为“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更为开放和广泛的联盟”。

　　应该说，美国的新要求，与日本的战略要求大致吻合。但是，还是存在不少矛盾。例如，成为“东亚的英国”，虽然有利于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将承担起更为沉重的军费开支；而且相对于美国主要关注中东问题，日本更关注的是朝鲜核问题等东亚安全问题。又如，日本在利用美国支持其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还须防止两国出现新的疑忌。

　　此次安倍访美及“二加二会晤”，双方对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基本反映了美国的新要求，同时，也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

　　其主要调整方向与内容为：1.双方将日美同盟关系定义为“全球性的、植根于自由与民主主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强调扩大和加强与所谓民主国家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联合与合作；2.双方确认了在东亚安全保障中加强“抑制力”的重要性，在驻日美军再编、深化日美导弹防御体系、完善情报安全等具体军事领域，进一步落实了合作；3.双方确立了共同战略目标，并在此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安倍争取到了美国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支持，争取到了美国对朝鲜核问题以及绑架问题的更大关注。

　　上述调整方向及其具体内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日美关系、中日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