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深看：文学合作社和文学托拉斯

　　张柠

　　精英文学“边缘化”的埋怨声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五四”时期就有。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被“边缘化”的，往往是那种脱离现实关怀，把文学仅仅变成一种个人情调和才华展示手段的东西。真正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贴近现实，表现个体与群体、情感与权力、自由与禁锢尖锐冲突的新的表达形式。

　　20世纪大学生文学社团活动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尽管这两次大规模的学生社团活动都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而文学性的特点并不突出，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而言，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工具，它指向的社会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文学社团。他们试图借助于文学实现社会启蒙的目的，而不是建立小说诗歌训练营，因此其语言是“平民的”，小说是“问题的”。但这种踩在社会问题与个人表达边缘上的文学运动，最终被军事化的文学尖刀班、文学合作社所取代，文学性和社会性同时消失。

　　80年代学生文学社团，开始也是在一种“介入”的冲动下开始的，配合“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但不久就被“文学性”问题所淹没，修辞问题取代了对话和质疑。80年代文学社团才是真正的“文学”社团，社会性不足，文学性有余。当文学再一次被“边缘化”的时候，那种既没有社会使命感和正义感，更没有文学形式创新的“文学社团”的消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就在文学边缘化的同时，社会生活、思想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传播媒介背景下出现的新话语形式，指向的是新的思想对话和社会交流，不是风花雪月式的文学性、修辞学。文学再一次分化为两个部分，一种是极端个人化的修辞行为，一种是介入性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高校学生社团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的纯粹性，与权力和金钱接轨，离开了校园文化的理想和单纯，与社会各种势力纠缠不休。广州大学生社团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那就是组织起来，成立“文学托拉斯”，以规模见长，以多数取胜(据昨天《南方日报》）。这种模式很像“国企改革”模式：将传统国有资源与国际管理方法嫁接起来。但经济思维在文学中是不能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