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指出,在现阶段户籍制度逐渐取消的情况下,应该用消费水平来作为划分一个城市人口准入的“边界”。“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
众所周知,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面临的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也非常艰巨,显然只靠北京人是难以应付的,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型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北京人不愿从事的脏、累、差的工作都需要外来务工者干。而且在北京的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的“空吸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北京的发展与外来人员的突出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个“城市‘边界’论”,让消费水平不高的外来人员远离北京,不只使北京缺乏应有的人情味,更使北京的发展停滞不前,因为离开外来人员北京就很难发展,看看北京有多少外来人员就知道外来人员在北京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了。
北京虽然是首都,但除了设有党和国家的办公机构外,也不应有什么特别之处,特别是不能有目的地建设王国刚所说的那种第一层次。在我看来,作为首都的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应是一个包容、宜居的文化中心。虽然北京不乏文化机构和文化场所,但北京不够包容,在生存环境方面也不如一些中小城市宜居。而“城市‘边界’论”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富人的北京,使北京“鹤立鸡群”,这是不明智的。目前,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鹤立鸡群”的首都。试问主张“城市‘边界’论”的王国刚,哪个国家的首都不是富人穷人共建共居的?
“城市‘边界’论”是对北京的“异化”。我想,哪个领导也不会也不敢接受这样的“执政理念”,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哪级政府也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而且从中央到城市,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善外来人员的务工环境和生存环境,努力使外来人员融入城市。这是和谐的需要,更是建设文明城市的需要。我之所以要拿“城市‘边界’论”做文章,是因为中国不仅有敢把这种观点说出来的王国刚之类的专家,还有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做出来的这类政府官员。相比较敢说出这种观点的专家,敢在实际上做出来的政府官员更有危险性,对和谐更具杀伤力。所以,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封杀“城市‘边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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