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军与礼义兼用造就贞观之治

　　“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唐太宗李世民在《幸武功庆善宫》中的诗句，简洁概括了自少年起兵后的平生志向和成就。后人称赞这位古代杰出帝王盖世无双的武功时，往往也为其文治才能而叹服。

　　唐朝初建时，其农耕区域面临着北方游牧政权的最严重威胁。突厥依仗骑兵优势不断入塞劫掠，甚至两度兵临长安城外几十里处。从战略态势看，突厥与汉代的匈奴相似，虽在漠北开拓了广阔疆域，主力却始终屯扎于长城之外，将南面富庶农耕区作为秋高马肥时的掠取目标，不受沉重打击绝不会西迁。唐王室如不想重蹈东晋和南朝逃过长江苟安的覆辙，就只有对北采取攻势彻底击败突厥，并恢复汉代的西域疆土作为左翼战略屏障。

　　李世民经过几年卧薪尝胆，兵强马壮北征时又抓住了最好的机遇，即国内达成统一而对手四分五裂。他利用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先集中力量打击东突厥；进而再利用颉利、突利两可汗的矛盾，联合突利打击势力最大的颉利并一举将其生擒。随后，唐军又击破薛延陀部，再远征击败陷入分裂的西突厥，并收复西域。各个击破的战略成功和唐军的勇武，使北方各部族敬畏臣服。630年，诸夷首领齐集长安，共尊31岁的唐太宗为“天可汗”。

　　“兵者，凶器也”。军事打击可解决急迫的安危之需，想维持长久和平却不能频频用兵，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达成和睦共处。击败东突厥后，对待降服的数十万众成了棘手之事，解决不好势必造成战乱反复。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议是否内地安置时，魏征认为这将是“腹心之患”，主张留置当地以兵监视。温彦博却引据孔子“有教无类”之说，认为有教有养就会在几年后使其化为唐民，有何后患？此次唐太宗破例不听魏征之谏，让突厥降众进入河北、山西定居，并迁上层一万户到长安。果然，汉民与突厥人就此形成融合之势，百年干戈化为玉帛，不修长城的唐朝北疆出现了农牧两安的笙歌四起景象。对西方的吐蕃，唐太宗打退其进犯后又以文成公主和亲，并送去典籍工匠，开启了汉藏民族友好交融的局面。

　　唐太宗在位时，对刚进入文明社会不久的日本也施以礼义教化，初建的倭国随后却一度不自量力，于高宗年间兴兵朝鲜半岛对中国挑战。663年，唐军水师在白江口焚倭船400艘，取得中日历史上第一场战争的大捷。此后倭国朝野才心悦诚服地向中华学习，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长安，还进行了全面的“唐化”革新。中日历史上第一个友好交往时期的出现，说明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礼义往来，也是对外构建和睦关系的必由之道。

　　作为受多民族尊崇的“天可汗”，李世民的一句名言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观念，恰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礼义服人，追求各族和谐的精神体现，是消弭歧见、调和极端，使对立各方求得共存的正确态度。由于太宗对各族军人一视同仁，唐朝前期名将中蕃将辈出。如名将哥舒翰是突厥人，率大军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征大食的高仙芝则是高句丽人，此远征壮举在战史上远胜于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虽然后来反叛的安禄山、史思明是胡人，平定其乱的两主帅之一李光弼也是契丹人。昭陵祭坛上铭刻的蕃将姓名，说明他们已将大唐视为自身家国，在古代史上留下了一曲多民族团结的贞观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