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话剧与人本意识（中国话剧百年）

　　在中国话剧的早期历史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新剧同志会——南开新剧《新村正》——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曹禺的《雷雨》……这是一条早期话剧的前辈们披荆斩棘，逐步感悟、认识，直至把握话剧本体功能的线路。

　　在“五四”之前十余年，中国话剧诞生了。而中国话剧诞生的前十年左右，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进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因此，话剧一诞生就自觉地担负起了抨击清末黑暗现实，警醒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到了“五四”前夕，南开新剧团的《新村正》的结尾发人深省——李壮图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权利，受到迫害，最后被驱逐。当他离开周庄时，农民们正在敲锣打鼓地欢迎新村正，向那个出卖农民利益的吴绅献上万民伞。这大概是中国话剧最早触及人的命运的作品。“五四”之后出现的《咖啡店之一夜》和《获虎之夜》则是对白秋英（由一往情深到愤怒的绝望）和黄大傻（被打虎的抬枪误伤，才最后见到恋人）命运的正面触及，从而显示了话剧的艺术魅力。又过了十几年，《雷雨》诞生了。这一标志着中国话剧成熟的经典剧作极其深刻地发现了人，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上层与底层人们的生命状态，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诡谲命运。而这些诡谲的命运无不深深地蕴涵着社会的与人性的丰厚内容。《雷雨》之后的许多优秀剧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人”的发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是中国话剧的自我发现。

　　21世纪的中国社会进入中华民族为自身的复兴而创建文明的新时代，进入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话剧的本体功能决定了这门艺术在这样的新时代大有可为。话剧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就是要发现人，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状态的艺术。当然，这种探索不是冷漠的而是热忱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不是检验式的而是激活式的，不是茫然模糊的而是洞若观火的。

　　我们之所以赞赏《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商鞅》、《父亲》、《立秋》以及最近问世的《矸子山》，首先在于它们重在对人的发现，重在探索人的命运中丰厚的社会内涵与人性内涵，探索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本体功能。

　　我们之所以欣赏近年上演的外国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萨勒姆女巫》、《纪念碑》、《青春禁忌游戏》，也首先是它们发挥了话剧发现人，探索人的本体功能。

　　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这种深刻的变革为话剧发挥其本体功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社会在向以人为本的话剧艺术提供了许多关于发现“人”的新课题、新契机。

　　我们的社会逐渐发展为人与人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独立的人格，均等的机会。在走向这样以人为本的新型社会中，人的命运，人的品格，必将发生着重大的甚至是激烈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出现巨大的调整，在趋向大和谐的总过程中，必然发生前所未有的心灵冲撞。而新道德，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也必然伴随着过去的陈旧的梦魇般的顽强纠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将更加丰富多彩，为话剧舞台提供更丰厚、更深刻、更异彩纷呈的内容。这就是话剧艺术的发展机遇。

　　如谭霈生教授在中国话剧诞生百年的纪念座谈会上所说：“在戏剧艺术中，人的动机应该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应该折射出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戏剧不应满足于把人异化为政治原则、道德原则的载体，也不应局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抽象物，甚至也不能满足于一个以思想为主体的人……戏剧以人自身为目的……承担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觉方式与构成，人的情感方式与构成，也就是参与人格与素质的重建，以此达到对人的全面的人格与素质能力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