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朋：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会长，国家林业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第八、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草原文化的生态魂》等20余部专著。
记者：陈教授，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把生态道德教育列入公民道德建设范围，被誉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奠基人”。那么，什么是生态道德呢？
陈寿朋：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人们一般把道德理解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
我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不仅应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际关系，而且应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仅要考虑有利于满足自身需要，而且应考虑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其他物种的繁荣。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样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即生态道德。生态道德作为一种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标志。
记者：您首倡生态道德，是否出于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思考？
陈寿朋：是的。人固然是万物之灵，但首先是自然之子。人生于自然界，依赖于自然界。自然是先于人类存在的，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根本动因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有限性的矛盾。在当代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发展与生态平衡、科技与生态平衡、消费与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乎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存，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有些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古代文明，之所以失去其昔日的光辉或者消失在历史的遗迹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文明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系统被破坏了。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在相继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与能源危机等，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已经逐步上升为国家的生态安全问题，并且在国土、水资源、生命健康和生物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也是文化的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生态道德缺失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生态危机呼唤生态道德建设。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科学发展之路，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树立新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生态道德的建构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记者：我们知道，生态文化在当今世界方兴未艾。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陈寿朋：所谓文化，就是人类活动的痕迹。人天生具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人类的早期活动特别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主张。这种环境伦理观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化有着惊人的吻合。它从来都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主张师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关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等，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友好，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
比如，尽管我国历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的解释不同，但其要义都是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强调“天道”和“人道”合一，或“自然”与“人”合一。“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人要做大自然的朋友，与环境友好相处，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帝王得民心以治天下的标准之一，就是“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管子》）。早在夏禹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保护草木的法规。《礼记》中说得好：爱草木，惜砍伐，早春抓起，不可懈怠，乃帝王“盛德”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文化由多民族文化构成，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从这些文化中都可以挖掘出让全人类关注的生态文化。比如，马背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植被，更是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生态文化的一面重要精神旗帜。蒙古族拥有300多部英雄史诗，史诗中英雄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草原生态。
记者：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寿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精辟阐述，并且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一论述把人、社会、自然统一起来，说明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支撑，而人也对社会和自然负有重大使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就反映了这种人、社会、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念，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记者：您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为从根本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出贡献？
陈寿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道德进步、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文明的诸多方面。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更加需要倡导和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从根本和长远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坚持以人为本，还要求以自然为本、以生存环境为本，这样才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又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既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又不把人类自身当作大自然的主宰，任意用人的需要来牺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又要正视目前我国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逐步以循环经济模式等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取代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和生态高破坏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生态道德教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记者：在您看来，生态道德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陈寿朋：生态道德建设的目标，就是发挥生态道德的调节和抑制作用，促进发展、科技、消费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生态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选择和运用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方法与途径。生态道德建设从其自身的体系来说，应当包括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约束和生态道德实践三个方面。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生态道德建设与生态法制建设同等重要。后者是制度层面的，是强制性的；前者是内心深处的，是基础性的。
记者：近10年来，您一直致力于生态道德教育。
陈寿朋：我是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才逐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的。在当人大代表之前，目睹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也曾痛心疾首。我很年轻时就从北京到了内蒙古。刚到那里时，阿拉善的草原很美，而现在这些美景居然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了。我认为，热爱祖国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爱国的人，决不能容忍祖国大地上的美景消失。后来，在工作中我认识到，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保持还是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常在一念之间，因此我就开始提倡生态道德教育。
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否具有良好品德的标志之一，因而生态道德教育也应成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生态道德教育，包括生态道德意识教育、生态道德规范教育和生态道德素质教育等方面。生态道德意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态道德观念转化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并且使其真正成为公民的一种素质。其中，开展自然价值意识和生态美意识的教育，进行绿色消费意识和适度消费意识的教育，实施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创造意识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从生态道德规范教育的作用来看，主要在于使人们尊重生命、尊重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正确处理控制人口与合理消费、适度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与反对奢侈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道德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只有持续、有效地提高人的生态道德素质，才能使人拥有保护自然和生命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知识、道德能力与道德习惯，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履行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当前，要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相关举措作为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重点，进而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化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筹建期间特别是成立以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生态道德教育读本》，并且出了蒙文版；在内蒙古草原率先从青少年开始，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试点；组织了全国第一个生态道德教育的征文比赛；等等。从事生态道德教育工作以来，我最深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转变观念的重要性，认识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不来发展，换来的只是灾难。
我们必须爱护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这是生态道德教育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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