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我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旧的张楚已被时代消解，十年后再出发的，是一个全新人物
★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4年，“魔岩三杰”的何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疯了，张楚死了，窦唯成仙了。
距上一张《造飞机的工厂》，整整十年。
现在外界能听到的，只有一首《向日葵》。虽不是传说中的电子风格，但可以明显嗅出它与以往张楚作品的巨大不同。
过去张楚的音乐大部分不规律、不流畅，处处阻滞而又能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去克服，因而显出鲜明的个性。歌词则或险峻或广阔或晦涩，有永远抹不去的诗人本色。《向日葵》绝对出人意外。它旋律对称规整，流动没有任何阻滞，歌词也是。水墨画一样的轻描淡写，代替了1994年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的深刻博大，也绝无1997年《造飞机的工厂》中的自言自语、不知所云。仅剩的阻滞在他的嗓音里，那种孩童的无辜和成人的复杂在一起较劲的感觉，这也是仅剩的记忆中的张楚。
“我曾找到过喜欢的文化”
“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培仁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写下的文案令人唏嘘。1994年，张楚在魔岩唱片旗下发表的这张专辑，一出世即成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的经典。音乐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回味无穷的诗意为张楚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即使今天来听，这张唱片仍旧是中国流行音乐中最具人文精神的一组作品，十多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那么多的同情（的情绪）从何而来？
张楚：21岁时，我开始接触“垮掉一代”的思想，这对我的影响是根源性的。因为敏感，对现代生活有很多的不满，又有表达的热情，就体现在创作里了。
我知道当时表达同情有一定的意义，有朋友唱了，他能感到愉快。
中国新闻周刊：你19岁刚到北京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张楚：寻找我自己喜欢的文化，去学习去追随。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了吗？
张楚：我找到过。但后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样的文化？
张楚：是对生命比较关心的、认真的、真实的文化。张扬曾说1995年以前是北京文化最可爱的时候，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那时候经常跟何勇、中戏的施润玖等朋友一块去后海玩儿，坐在水边，评判大家都接触的文化，说的话特别单纯。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专辑里的作品都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张楚：对。那张碟的版税有5万美金，公司预付了我10万元人民币。那时候生活是一直向前看的，创作特别自然。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自己怎么评价1994年那张经典唱片？
张楚：挺满意的，制作很精良，歌词容量很大，旋律有朴素的，也有一些技巧的，比较丰富。
中国新闻周刊：唱片成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张楚：生活上突然变得很无措。做完唱片第一次有记者打电话要采访我时，我挺紧张地说你干吗要采访我，就挂了。后来的很多采访要求都是这样给拒绝了。那时候做艺术的人跟媒体没有现在这样的关系，只有艺术跟结果的关系。一直到1997年，歌迷要照相签名我还都全部拒绝。那时候的价值观很单纯，如果不那么单纯我可能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歌手了。
“我要不要去挣那100万？”
从1994到1997，挣扎了三年后张楚才推出了下一张唱片《造飞机的工厂》。1997年，“空气中富裕的味道”更加浓重，曾经从张楚身上散放出来的人文精神，能够照耀周遭的同情的光芒塌陷成一个黑洞。取而代之的是梦游般的喃喃自语。如李皖所说：“这是一个力量丧失的时代。人群走散了，艺术的社会作用力陡失，艺术家都退缩到内心里去了。”
时代消解的，不仅仅是一个张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看《造飞机的工厂》销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张楚：自我。
中国新闻周刊：：从同情收缩到自我，以你的敏感，是否那时已意识到人文精神出了问题？
张楚：对。人文精神，当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是有效的。而当科技和经济发生很大变化时，支撑这个社会的不再是人文精神，而是人对物质的自觉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要不要继续同情，内心是否矛盾？
张楚：很大的矛盾。同情必须造成实际的效果，没有效果的东西就是不优秀的。我想我歌里的力量是被高估了，对那些普通的花钱买我音乐的人们，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我尽量克服同情，放弃这个东西，但还是经常被它所困。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你在歌里唱“我要不要去挣那100万？”是否表示你当时确实在做一些非常实际的选择？
张楚：对。100万只是个象征，我考虑的是，你到底要不要让你的才华变成一些特别实际的利益。后来发现我周围的人都不长于此道，而这条路对我也不存在。那几年整天不知道该干什么，几个朋友还是到后海边去坐，但交谈的内容已经变成互诉烦恼。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什么时候最严重？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张楚：它在最严重的时候结束了。具体就是到魔岩三杰后面的一个浪潮（地下摇滚）兴起的时候。我不理解后面一个浪潮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他们有行动，但是没有逻辑。我发现自己跟他们的隔膜，但我也肯定不会加入到商业歌曲的行列里。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选择了离开？
张楚：是的。到2000年时候，北京的文化变态，90年代主流的艺术家都找不到根源，内耗严重，我反复衡量了几个月，最后彻底失望了，觉得它什么也不能给我了。我是2000年12月31日离开的，我不能忍受在这度过新年。走时只带了我做音乐的电脑设备，书和大部分的碟都没带。
我最初接触电脑音乐是因为对后边浪潮的失望，电脑音乐可以不求人，有想法就能实现。决心离开的时候，也基于对电脑的一点点信心。
“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改变的是我自己”
蛰伏在西安的4年，除了不时去美院的操场上踢踢球，张楚只是在听，了解国外的音乐，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2004年，他也没有出来纪念红磡。就在“张楚死了”的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2005年，他悄悄离开西安前往青岛，在那开始了新生。2006年，张楚返回北京舞台，在台上他仍然不知道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像一尊烟火侵蚀的人间尤物。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你透过媒体说希望大家把你忘了，是不是那时候已经不打算做音乐了？
张楚：是的。因为那时候对国外的音乐了解得更多，以至于绝望了。所有的东西人家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很深的基础，而我们只是幼稚的学生。慑于这种强大的文化，在西安我一直不敢自己做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后来又开始做了？
张楚：我的缺点跟优点，都是来自于敏感。当我发现一个环境有问题，就会选择一个好的姿势去游离，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文化类型来帮助我。所以2005年我去了青岛。海边不是封闭的文化，早晨起来，玫瑰色的天空就能使我振作。在青岛我开始做一些纯电子的、实验性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一次次的离开，是基于你反叛的本性么？
张楚：反叛也不是什么本性，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对我的心灵来说，经历了那些，现在反而放松下来，觉得反叛的过程差不多结束了。年轻时候认为这个社会有很多错误和不好，但实际上自己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现在是身在社会的里面，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落后的东西，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选择好的不能选择坏的。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会有勇气重回北京？你觉得现在北京的文化好些了吗？
张楚：文化环境依然很差。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主流文化了。然而这正是一个文化重新塑造的状态，意味着又有选择的机会了。不像前几年，大家选择了同一种东西，你如果做不来，就不要做了。
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的，我改变的是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再因为对国外文化的了解而高山仰止了？
张楚：过去对自己喜欢的现代文化认识不够好，理解得比较极端。虽然它对我的影响还是很严重，但现在快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肯定跟中国文化有关。我现在早上8点多钟起床、养花，跟大伙儿一样，生活很规律。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的音乐也变得规律了。
张楚：以前没做过主流作品，新的唱片就是想在主流市场，把中国的很朴素自在的精神和摇滚乐比较自我的东西结合一下。这两个东西如果能很好地在一起，一定很有魅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朴素自在的生活在哪里？像《向日葵》里唱的，在山水之间吗？
张楚：不一定，呆在房间里就可以自在。每当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坐下来喝茶、看书，想一些简单的，自己能回答的问题，就觉得自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放弃做人文精神方面的努力了吗？
张楚：放弃了。我觉得在舞台上鼓吹人文精神，跟大骗子一样，很可怕。2006年广州新年音乐节，我唱了一些旧歌，观众的反应太夸张了，让我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幸亏那天天气很冷，紧张得忘了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追求力量的表达吗？
张楚：我追求，但力量已经变了。我要的是那种贴近平常心，又比生活高一点的中国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像年轻时那么冲，但它持之以恒。就像一个年轻人长大以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现在，我就知道我已经变了，而且变得不一定要别人知道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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