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杨委员！”

　　“我是杨委员！”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北京

　　杨志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老教授，但他爱对人说“我是杨委员！”——他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或许有的政协委员会将这个身份看成是“兼职”或“荣誉”，但杨志福却将它视作自己的第一身份。

　　在今年“两会”期间，杨委员递条子给温总理请求发言，发言中3次流泪。在感动总理和其他听者之前，杨委员被媒体报道的次数不多，但他在农民中的名声已经很响。

　　3月底，记者在北京采访杨志福：“你的本业是植物营养与施肥的教学及研究，但你好像更关心中央政策能不能富民，以及农民都有哪些委屈和要求，为什么？”

　　杨志福回答说：“因为农民太苦了。”

　　“那一次，我们都流泪了”

　　虽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杨志福这一生却没少跟农民打交道。

　　1969年，农业大学搬到陕北，杨志福天天生活在农民堆里，1973年农大搬回，杨志福又在河北张家口搞实验“蹲点”，一蹲就是十来年。

　　农大在陕北时，当地有个老劳模，曾经见过毛主席。他跟杨志福说：“杨老师，毛主席在陕北的时候，我家里还有一缸小米，还有酸菜，现在为啥连饭都不够吃了？公社干部还耍流氓，欺负北京来的女知青。我给毛主席写信，县里把我的信截住了，迫害我，开除了我的党籍。”

　　老劳模请杨志福带封信回北京，他想跟毛主席说：“这里跟他在的时候不一样了。”等再回京时，杨志福捎着老劳模的信，寄给了国务院信访局。那是杨志福第一次替农民向中央反映情况。

　　在张家口农村蹲点时，杨志福看到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8分工分，值2分钱。实在没办法活了，妇女们成群结队到大同煤矿去。大同煤矿的单身矿工多，每月发薪那几天，张家口的女人就去大同陪矿工睡觉，挣钱糊口。有一次，大同公安局打来电话，让杨志福他们去大同领人。领人？领什么人？杨志福莫明其妙。一问才知道，从张家口来大同卖淫的女子，人家一次就逮住一二十个。在张家口生活最困难的村庄，2斤全国粮票，就有女子愿意陪男人睡觉。

　　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政协每年组织委员到贫困地区的农村视察，杨志福都要去。1994年，委员们去贵州视察农村义务教育。教室是破土房子，没窗户，里面黑洞洞的，大石板当课桌，小石板当凳子，孩子趴在石板上写字儿，眼瞅着都成小罗锅了。老师背着自己的孩子上课。杨志福问他每个月多少工资？老师伸出4根手指，杨志福问：“400？”老师说：“40。”

　　杨志福说：“那一次，我们都流泪了。”

　　给王震挑错儿

　　一开始，杨委员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说：“我没什么可报道的，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别的媒体都报道过了。”

　　杨志福讲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是一句老民谣，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好像还没有人敢在国务院总理面前讲。

　　然而杨委员并不是现在才敢讲真话的。

　　杨志福本是个肥料专家，他搞腐植酸肥料研究，是国内最早，也是研究水平最高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这项研究被迫停了。

　　1974年秋，农业大学已从陕北搬回河北涿县农场。有一天，学校领导来电话，说王震的秘书伍绍祖来了，点名要找他。伍绍祖说：“今年11月，国务院在广东湛江召开全国推广腐植酸大会，王老参加，希望你也去开会。”

　　这是一次拉练式的会议，在广东湛江开幕，广西南宁闭幕。闭幕式上，王震要讲话。他让伍绍祖找几个内行，给讲话稿把把关。伍绍祖便请来杨志福及两位化学专家，他念讲话稿，王震在一边听，几位专家提意见。

　　此前杨志福听说过王震爱骂人。他问任何问题，必须马上回答出来，不然就要挨骂；跟他意见不一致，也要挨骂。这一次，王震问杨志福的问题，杨志福都流利地回答了。但有一个地方，杨志福觉得不能与王震保持一致。

　　王震的原稿写道：腐植酸肥料对庄稼有三保：保水、保肥、保健。杨志福委婉地建议说，“保健”这个说法，一般是对人体讲的，农业上叫“提高作物抗逆性”。

　　王震听了，一拍桌子：“难道只许你们专家起词儿，就不许我起词儿吗？我就叫‘保健’，不许改！”

　　伍绍祖给杨志福使眼色，杨志福不敢吭声了。但他回去想想，还是觉得不妥，就给伍绍祖打电话，建议他悄悄把词儿改了，“到时候王老顺着就念下来了，不会发现。”

　　伍绍祖同意。后来，王震念讲话稿的时候，果然“顺着就念下来了”。

　　以后，王震与杨志福熟悉了。1975年春，杨志福离开专案组，专门去搞腐植酸研究。在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全国腐植酸技术培训班上，杨志福给学员们讲课。

　　开课那天，杨志福和300多名学员坐在台下，王震等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王震看见杨志福，用手一指：“农大的杨老师，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时王震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他让杨志福坐到自己旁边，对台下的学员说：“杨老师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腐植酸的好多知识都是他告诉我的。你们要尊重他。”

　　“请在座的部长们高抬贵手！”

　　1993年，杨志福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回张家口视察，某个县的领导跟他反映：“杨教授，我们县是贫困县，每年有300万元扶贫款，今年只给了270万元，剩下30万给的是肥料。”

　　这些肥料，是一家美资公司（中国人加入美籍后办的公司）生产的液体肥料。该公司老总还找过杨志福，吹嘘他的肥料往庄稼上一喷，产量就提高多少多少。搞肥料研究的杨志福一看这玩意儿就不行。但没过一年，就听说他们赚了一两千万元。原来这家公司通过关系，把自己的肥料纳入某些省份的扶贫计划，拿扶贫款买肥料，顶扶贫款发到县里——这个美国公司，就这样赚了中国农民的钱。

　　杨志福开始不懂怎么回事，以为农民能免费分到肥料，也还不错呀。县领导说：“杨教授，你不知道，扶贫款虽然是无息贷款，但终究也是要还的。这30万元我们没拿到，将来还得让我们还呀。”

　　回到北京，杨志福就写了份《社情民意》（《社情民意》是各级政协委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到一年，河北省扶贫办挪用扶贫款盖大楼的事便被曝光。

　　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卖给农民的假肥料有很多，有的是某些部级领导支持的。有的部领导还是全国政协农业组的小组顾问。在全国“两会”联组座谈会上，杨志福从肥料这件事上，讲了8个例子，证明假肥料骗农民，背后都有领导支持；有些省政府、县政府也有这种行为。

　　杨志福说：“请在座的部长们高抬贵手！农民的钱来得不容易，不要把手伸到他们兜里掏钱。”杨志福发言结束后，有的政协委员跟他说，你还真敢讲，点名道姓的。但也有些受批评的领导去告他的状，说他“杨志福算什么专家呀？学阀！”

　　2000年夏，杨志福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这个学生毕业后，分到农业部工作，他说江苏某市有600多个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派代表来北京，说当地政府下了红头文件，只准农民买当地出的碳酸氢氨，外地肥料不准在本地销售，农技推广部门也不准销售化肥。该市农业推广部门经营的优质化肥，统统被市政府没收了。

　　几个代表来到杨家。杨志福看了政府红头文件、代表们的申诉材料，觉得当地政府的做法根本不对——本来就没多少人愿干农技推广工作，政府这么卡，就更没人愿干了。

　　杨志福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信中说：江苏某市出台这样的红头文件，明显违背中央的政策规定，影响了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题好像只是一个地方的小事情，如果不予以纠正，势必发展为影响全局的大问题。建议对此事进行调查，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做法。

　　第二天，杨志福就将这封信连同上访材料一起交给了全国政协。

　　第二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参加政协农业、经济联组会议座谈会，杨志福在会上发了言，温家宝还跟他握了手。

　　后来他知道，温家宝看到这份《社情民意》后，连夜作了批示，江苏省派调查组去当地调查，红头文件撤销，处理了一名副市长，农民可以买外地化肥了；买过本地化肥的，如果想退，还可以退货。

　　杨志福说：“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温总理是真心关怀农业，关心农民利益的。”

　　来找杨志福的人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农民来反映问题的，二是领导干部来解释的。农民举报无门，材料递不上去，他们反映的有代表性的情况，杨志福都捅了上去。杨的夫人说他“净惹事儿”。

　　“每次安排委员发言，我都会抢进去”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农业界和经济界的委员联组座谈，一般来参加的都是总理。每次安排8名委员发言，杨志福都会抢进去。

　　杨志福说，李鹏总理来的那次，他重点谈了农业教育。“中央说科教兴农，谁兴科教？我们中国农大的学生，有的每月生活费只有100元，每天吃馒头、咸菜，还有去卖血的。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工资比其他高校都低，有的只有600元/月。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不到1000元的不干，可是有的贫困县，县长的月工资才800多元。贵州有个地方，10年没有一个农大毕业生来当农业科技推广人员。”

　　杨志福又说，现在的农大毕业生，谁愿意种地？谁会种地？在农村种地的都是“386199部队”，李鹏没听懂，问杨志福“386199部队”是什么意思，杨志福说就是“女人、孩子和老人”。

　　朱基总理来的那次，杨志福的发言题目是：《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原题本来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严重隐患》，开会前，校长跟他打招呼，把题目改了。

　　杨志福说，对农业问题，有“几重几不重”：中央重视，地方不重视；内地粮食大省重视，沿海省份不重视；粮食减产时重视，丰收时不重视——中国历来是粮食一丰收，粮价马上下来了，而国外的粮价不受粮食丰收的影响。

　　过去中央领导说农业要“三靠”：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农民说这都靠不住：“一靠政策”常改变；“二靠投入”不兑现；“三靠科技”没人干。

　　2006年全国“两会”，“三农”问题是重点。政协农业界的委员没与经济界联组座谈，而是单独开了，胡锦涛总书记还亲自出席了农业组的座谈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次座谈会，没有安排杨志福发言。会议结束，委员们与胡总书记握手时，杨志福坐在第二排，他挤到前面，握住胡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我想向你反映农民兄弟的一个要求——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胡总书记说：“噢，你说的是户籍改革问题。”杨志福说“是”。总书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央正在研究。”

　　别人都是跟总书记一握手就走了，杨志福在那儿说半天，后来其他委员都问他，你跟总书记都聊些什么呀？

　　农民的医保、低保、户籍改革，杨志福呼吁了十来年。每年“两会”期间，他都向中央领导反映。他说：“二元户口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子的。农民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被车压死了，跟市民的赔偿标准都不一样……听说户籍改革问题，上面争论得也很厉害。我觉得这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真的很重视，昨天我看报纸，公安部说要逐步取消二元户口，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了。”

　　杨志福为什么流泪

　　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参加政协农业组的委员座谈会时，杨志福在发言中3次流泪。采访中，杨志福对记者讲了其中的两次。

　　第一次流泪，是讲到农业资源的流失和破坏时。杨志福对总理说，中国农业的资源相对贫乏，一是耕地资源，二是水资源。耕地资源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1996年10月1日调查是19.51亿亩，到2006年10月1日，只有18．26亿亩了，10年间减少了1．25亿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为，人均占有量2000立方米以下的情况为严重缺水。现在全国有11个省市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1000立方米。水污染也很严重，全国2/3的河流污染，长江、黄河沿岸有2万多家化工厂，没有经过治理的污水一直在排。

　　“我讲到这里，流泪了。”杨志福说，“我说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流淌着的不仅是污水，还有母亲的泪水。”

　　第二次流泪，是讲到“农民对政策的喜与忧”时。杨志福跟总理说，农民都非常拥护中央的惠农政策。解放近60年，中国农业的大起大落，都是政策失误造成的。“讲到这里，我又流泪了。”杨志福说，“我说，解放初，把地分给农民，没多久就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以后又是人民公社，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人民公社一搞20年，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全国人民都要靠票证分配农产品，饿死了很多人……”

　　会后，很多人跟杨志福说：“杨委员，你胆子真大！从来没人敢在中央领导面前提过这事儿。”杨志福反问道：“这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

　　杨志福还跟总理说，农民还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政策会变，二是担心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太小，三是担心中央的政策虽好，但到下面执行中变了样。农民说中央的好政策被基层官员贪污了。有的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幌子，搞形象工程，村口立个牌坊，就要花好多钱。有的把农民才盖几年的房子拆了，自己出钱让农民再盖新楼。有一个村子，村委会只有7个村干部，建一座办公楼就花了500万。所以，农民担心“新农村建设”走调了，变味了。

　　在杨志福发言的过程中，温总理插话，“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不要讲那些歌功颂德的话。”杨志福发言后，温总理说：“杨老是带着对农民的感情、对农业的忧患意识发言的，我很感动。”

　　杨志福也很感动，因为他这个发言机会来之不易。这也可能是他担任15年政协委员期间，最后一次面对面地向总理倾吐农民兄弟的喜与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