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短信政务才能更加亲民

　　邓建新

　　政府短信一改政府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形象，赋予政府亲民形象，其背后透露出现代政府的发展趋向：法治政府和善治政府

　　最近两三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运用手机短信这一便捷的手段向公众传达公共信息。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市政府通过发布手机短信，号召市民出行选择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交通拥堵。由此来看，政府短信是政府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政府行为方式。

　　与传统的行政行为方式相比较，政府短信的优势在于传达快捷、受众广泛、成本低廉。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短信的行为方式显现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传统的政府行为所无法企及的。传统的方式体现的是“政府———公众”模式，而由于手机的个人私密性，政府短信虚拟出一种“政府———个人”的面对面沟通的情境。“政府———个人”模式使信息传达更直接和具体。并且由于政府短信的用语一般是请求式的，体现出亲和力，使短信接收者有一种被尊重感，政府短信所表明的内容和目的也更容易被认可。政府短信一改政府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形象，赋予政府亲民形象，其背后透露出现代政府的发展趋向：法治政府和善治政府。

　　作为一种新的政府行为方式，在还没来得及正式规制(依照法治原理，政府的任何行为都需要规制)的情况下，政府短信如何进行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我们应当明确，政府短信一般来说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方式，即政府一般不宜仅仅采取政府短信这一单一手段来达成一个特定的行政效果或者行政目标。这么认定的原因在于政府短信在现时期还不是法定的行政行为方式，对短信受众不具有正式性和强制力。

　　发布政府短信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但并不是所有政府机关都可以向公众发布短信。笔者以为，发布政府短信的主体只能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并且限定在各自辖区内发布。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事务，而乡镇一级政府是执行本级人大决议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政府短信是出于公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短信是公权力直接进入了私权领域，如果不对主体作出严格限制，被滥用而造成侵权或者无序的风险就可能加大。出于特定事由，政府可以授权其工作部门直接发布政府短信，如授权气象局发布紧急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短信，授权卫生行政部门发布预防急性传染病的信息等等。但特定事由一旦消失，政府应当立即取消授权。如果一般的政府机关都使用政府短信作为行为方式，大量的政府短信就可能演变成对私人进行骚扰的政府行为。因此要使政府短信这种政府行为具有公信力，将其发布主体限制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必要的。

　　政府短信的使用是基于公共利益，但是短信的内容也应当有一个界限。首先，政府短信的接收者是辖地内的手机使用者，政府短信的内容应该限定在辖区内的有关公共事务，有关特定群体或个人利益内容的信息不宜通过政府短信的方式来处理。其次，政府短信的内容应该是行政指导性的，具有强制受众承担义务的行政行为不宜用政府短信来告知。第三，政府短信的内容不能越界。根据学理，有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不能通过政府短信的方式来处理；另外，政府短信中有关商业广告的信息内容也可能侵害自由竞争权。第四，政府短信的使用应当在特定时期或者因为特定事由作为辅助手段来使用，长期的持续的政府行为不宜通过政府短信来实施，这是由于短信的非正式性所决定的。最后，发布政府短信应当经过一定程序的决定过程，因为短信传播迅速、受众广泛，发布短信应当审慎。如果短信内容出现偏差，可能导致公众受损或者引发社会恐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