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满天红》剧照 市话剧团 供图
《雾重庆》剧照 市话剧团 供图
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初演说明书石曼 供图
漫画家丁聪为话剧《家》创作的宣传画石曼 供图
抗战期间举办的第一届戏剧节上演《全民总动员》的海报石曼 供图
抗战期间重庆也演出了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石曼 供图
《屈原》剧照石曼 供图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100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伐，创作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为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已有94年历史的重庆话剧，虽曾开创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但她目前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写在前面
十字路口上不仅仅是尴尬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重庆有话剧的历史，也94年了——这该有多厚重的积淀啊！然而本月19日即将开幕的全市新农村现代戏汇演，却让诸多话剧界人士欲哭无泪：其中的9台话剧无1分钱经费，“要靠演职人员先垫资，获奖后再用奖金来冲抵。
”但如果不能获奖呢？因此，綦江县已经18年没排演一场戏了。
这就是抗战时曾创造了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重庆话剧现状吗？既是，又不是。
事实是，曾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重庆话剧，境况尴尬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市剧协判断：重庆话剧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这与哈姆雷特的著名诘问如出一辙：是生存，还是毁灭？
当然不应该毁灭。但当重庆话剧的辉煌已成追忆后，当大众传媒和全社会泛娱乐化的强势挑战不可回避时，重庆话剧出现的人才萎缩、剧本难觅、观众锐减等困境，似乎已无法扭转。其实，遭遇严峻挑战的并非话剧一个剧种，换言之，让该死的死去，该新生的新生，社会不照样进步和发展吗？不正应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时代写照吗，岂不乐哉？
问题没那么简单。话剧，作为一代代艺术人心血的结晶，她今天仍被赋予光荣使命，总书记胡锦涛说：“广大话剧艺术工作者，要牢记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热情讴歌时代精神，努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对重庆来说，多少年来，话剧是重庆影响全国的一张名片，她的历史内涵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的。诚然，我们不能躺在曾经的光荣上睡觉，但她今天的困境、经费、人才、剧本、场地……她究竟还有什么路子可走，该不该关注？该谁去关注？（张卫陈林）
辉煌
重庆上演中国话剧黄金时代
“话剧是舶来品。”5月13日，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申列荣介绍，1907年初，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也上演了《黑天吁天录》，是为话剧在中国之肇始，时称“新剧”。
1913年，上海开明社新剧团佟远峰、朱旭东、张天狂、孙琴心等10余人来渝，4月1日起在萃芳茶园演出了《都督梦》、《新茶花》等，开重庆演出话剧之先河。在其影响下，我市的新剧爱好者周慕濂等，于同年组织了重庆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群益新剧社，先后上演了《徐锡刺恩铭》、《马介甫》等。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等地戏剧家抵达重庆，形成了抗战期间重庆话剧空前繁荣的局面。
重庆话剧前辈石曼介绍，抗战期间，重庆演出话剧254出之多，特别是1941年到1945年的“雾季公演”，每年都有几十出话剧搬上舞台，这是中国话剧史上前所未有，成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当时史东山、赵丹、白扬、秦怡、张瑞芳、舒绣文、胡蝶等国内200多位大腕级话剧编剧、导演、演员齐聚重庆，他们不但是剧坛明星，有的更是对敌冲锋陷阵的战士。”重师大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徐赤说。
为何是重庆能创造这个黄金时代？石曼解释，主要是抗战期间，剧作家在重庆创作或首演的剧目中，留下的传世之作太多，如曹禺的《北京人》、《家》，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及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宋之的的《雾重庆》等。
其次，抗战间，重庆话剧的演出广泛普及，党政军、工厂、学校、企业等，几乎都有话剧团体的组成，话剧演出空前繁荣，培养了众多“名旦”。1943年话剧《家》的演出观众达8万余人，当时重庆人口90万，近十分之一市民都看过演出。演出剧目多，场次多，观众多。石曼回忆到，每当金山主演《屈原》中的《雷电颂》回响在剧场时，全场观众都禁不住同声颂和：“爆炸吧，爆炸吧，你从云头上滚下来吧！”即使是没有看过这部戏的人力车夫，也知道《雷电颂》是对投降派的痛斥。
抗战直至解放前夕，重庆话剧仍是一路辉煌，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一颗擎天大树”——周恩来。石曼说：“这是郭沫若的评价。”
延续
解放后重庆话剧曾一票难求
“抗战结束后，众大腕陆续返回原地，部分年轻话剧人接过接力棒，加上重庆人骨子里热爱话剧，使得重庆话剧在相当长的时期一度延续了繁荣局面。”市话剧团负责人郝鹏寿称，1950年代，市话剧团曾被誉为中国十大话剧团之一、“西南话剧老大”。据悉，1950年代，市话剧团人数近300人，现在只有90人。连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也感叹：“市话剧团不得了，人才太多，但一个人也不要放走了。”当时，排演的外国剧特别多，云南、贵州的同行也来取经。
可以说，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段，重庆都诞生了代表性的话剧作品。其中，以反映成渝铁路建设的《四十年来的愿望》算是开了个好头。石曼回忆：“演出现场一列木制‘火车’伴着汽笛长鸣，冒着浓浓白烟从布景中徐徐开出，观众席上一片沸腾。”
成渝铁路通车后，《四十年的愿望》在渝演出了150多场，全国15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贺龙还带到朝鲜演出。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这是重庆剧本创作首次获得的国家级奖励。
市剧协副主席、川剧《金子》编剧隆学义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观众听说要上演一部新剧，纷纷打听买票捷径，有时一票难求，还养活了一批票贩子。比如，1960年代《雾重庆》公演前的早晨，剧场工作人员刚上班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买票心切的观众不顾寒风凛冽，在剧场外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龙！”
1978年实验剧场上演《转折》，当阎彬扮演的周恩来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掌声如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在重庆舞台上出现周恩来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市话剧团根据小说改编的《高山下的花环》深入部队基层，演到感人处，观众与剧中人产生极大共鸣，台上台下人们抑制不住的眼泪化作倾盆雨，演完后战士们动情地说：“看《高山下的花环》一定要穿着雨衣来。”
佳话
重庆话剧界难忘任白戈
重庆话剧繁荣了这么长时间，离不开市领导的重视，“特别是任白戈。”石曼说。
20世纪50年代，市文工团（现市话剧团）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全囯享有盛名。这个剧本的创作，倾注了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因为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的剧本创作吃了零蛋，市委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石曼介绍，当时，他与石玺在101厂（现重钢）深入生活已一年多，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听了他们在厂里体验生活的汇报后，觉得可以写成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的剧本。创作组于是增添成员，任亲自领导剧本的创作。
初稿出来，受到出乎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创作组一起解决剧本中刻画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6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修改，酷暑难当，“大伙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到剧场的200多级石梯坎得自己爬。任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与创作组共饮白开水解渴。“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创作的事迹在文艺界传为佳话。”石曼说。
误区
“以奖代拨”成普遍经验
如今的重庆话剧界可没有石曼那么幸运，甚至排演一场戏也要由演职人员先垫钱。
5月13日，记者到市剧协采访，办公室主任徐冀正在联系旅社、招待所。她说：“20元左右的旅社确实不好找，但贵了，区县剧团根本承担不起。”
原来，这是为19日开幕的全市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现代戏汇演作准备。市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祖生介绍，这次共上演16台戏，其中话剧有9台，很多区县戏剧工作者踊跃报名，连18年没排演一场戏的綦江县也参加了。
“市剧协当初也想补贴部分区县的费用，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协会一年工作经费仅15000元。这次忠县派出20多个学生娃到主城来表演话剧《大爱无言》，但只住得起二三十元的旅社，万一生病了，怎么办？一想到这些，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夏内疚地说。
夏介绍，这次数百名演员到主城参演，也只能住一二十元的旅社，因为大部分区县都未拨款，而是采取“以奖代拨”，也就是说，你到主城得了名次，拿了奖金，这就相当于县里给你的拨款。
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只是一个缩影。
话剧不景气的背后，一方面是众多从业人员靠对话剧的热爱而一直坚守着，另一方面是各级领导对戏剧的扼杀。“16台戏剧不可能人人拿奖，拿不到奖的剧团，前期创作、排演的至少2万元的经费，只能由演创人员承担，创作、投入的全部风险转嫁到一线人员身上。”夏祖生说到这很愤怒，“以奖代拨”目前已成为我市各地的普遍经验，这一误区如不及时得到纠正，重庆话剧生存环境只会日益恶化。
川剧《金子》、方言话剧《移民金大花》当初创作时，政府也未拨一分钱，也是后来陆续拿奖后，政府才拨了款，边演边改，边改边演，最终演出场次均近300场，创重庆直辖以来戏剧史之最。夏祖生说，“两金”只是特例，但有领导却误把这当作重庆经验，推而广之。
就跟任何人不能保证每一项科研课题都能成功一样，“以奖代拨”看似有理，实则反映了有关领导不懂起码的艺术生产规律。
困境
重庆话剧地位垂直降落
1990年代后，重庆话剧开始了艰难的转折时期，其间跌跌撞撞，低迷徘徊。业内一致的观点是，除政府投入不足外，主要是缺乏关注现实题材的好剧本、演员多外流、缺乏市场化运作等原因。
市话剧团负责人郝鹏寿认为，有三大标志可以判断一个地方话剧的繁荣盛衰：是否出人才、出作品、出观众。依此标准可见，重庆话剧尽管试图重新崛起，“但似乎无力回天。”
申列荣强调，主要是新时期的重庆话剧身处电影、电视、平面文娱，甚至网络等娱乐形式全面包围中，在总量极速膨胀的文化娱乐市场里，相比电影、电视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观众的客观现实，话剧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市文化局副局长厉华介绍，在我市众多文艺院团中，市话剧团的人才曾是最强的。1995年后，曾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招收3批共18名大学生，每人身上都花了四五万元，但后因缺乏舞台实践，演员觉得“前途暗淡、事业无望”，纷纷流失外地，或转战影视剧，出现“话剧养人、电视剧用人、成名以后就走人”的怪圈。王海弟、王海燕、殷桃等离渝后，陆续接拍多部戏剧受到锻炼，成为国内有名的演员。
最明显的是，重庆目前没有一名可堪大用的导演，最近赴京参加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的话剧《桃花满天红》，也是从北京人艺请的。市剧协副主席、资深剧作家阳晓介绍，编剧队伍也青黄不接，总数不超过10人不说，且大都超期服役。
隆学义说，更令人困惑的是，少数编剧即便写话剧，也不敢放开胆子关注现实题材、市井题材，导致话剧脱离观众，没了现实主义，没了战斗性，这变相地增加了“夕阳艺术”的危机成分。不从事话剧创作的编剧，纷纷转战麻辣烫题材的影视剧。“我们写一部话剧，少则一两年，多则十余年，而写麻辣烫影视剧，有人一天可写一本，周期短不说，来钱也快。”隆学义、阳晓等认为，圈内作家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注定了是出不了好剧本。
“重庆话剧观众已经断代十余年了，实际上，观众，特别是自愿掏腰包看话剧的观众是可以培养的。”阳晓认为，关键还是要出震撼观众心灵、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
市群众艺术馆艺术辅导部主任鲁广峰则认为，现在话剧生产还是迈不出“伸手要钱—关门创作—排演审查—上京拿奖—业内点评互相吹捧—封库进博物馆”的怪圈，尽管有专家评论，也是互相观摩，自娱自乐，从始至终没有观众参与的影子。
鲁广峰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取消送票制度。他认为，送票给观众、演创人员、戏剧市场都带来痛苦，反而把观众惯坏了。上海早在10余年前便取消送票，观众刚开始不来看，但推出好作品后，一张人情票也不送，结果反而打开了市场。
话剧需要演出阵地，而申列荣痛心的说，1940年代，渝中区可演话剧的有30多个剧场，五六十年代，仍保留了17个剧场，而今只剩下抗建堂、文化宫两处了，目前主城区场地也不超过4处。
播种
耐心守候重庆话剧的春天
重庆话剧还能否有春天？石曼说：“事在人为”。夏祖生认为，重庆话剧已到了十字路口，要么生存，要么死亡，出路只有“两条腿”走路。
实际上，2005年，市话剧团增挂了“重庆儿童艺术剧团”，成为西部首家省级儿童艺术剧团。郝鹏寿介绍，目前，通过引入投资人，该剧团已成功上演了《兔子和枪》、《白雪公主》两部儿童剧，仅前者就上演了100多场。
今后，还将排演更多的儿童剧进校园。培养学生娃从小爱看话剧的艺术细胞，也就是培育未来的观众群。另外，商业话剧正尝试引入投资人模式。今后5年，市话剧团的排演计划已排满。郝鹏寿说，目前该团年演出120场，这比1997年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
校园是话剧的摇篮。阳晓介绍，目前我市正借鉴上海10年前的做法，不仅抓学生娃，还让大学生演戏，这样他们才会看戏。2005年12月，首届重庆大学生戏剧节共上演了15出原创话剧，重大、西南大学、重师大等13所高校参演。
申列荣说，今年11月还将举办第二届大学生戏剧节。这样的戏剧活动，可发现和培育话剧人才，培养潜在观众。据鲁广峰介绍，我市一批话剧爱好者，正在探索小剧场话剧。据统计，除《该分手时候就分手》外，正在创作的就有8部之多。
“话剧作为艺术本体来说，是不可能消亡的。曹禺说过，她是活人，具有非常丰富思想的、有活力的人来演出的，这是任何电视、电影都不可能代替的。”申列荣认为，从艺术规律来讲，话剧跟其他剧种一样，谁创作出了与时代同步，打动观众内心的优秀作品，特别是青少年观众，谁就赢得了未来。
“人死口含药。”阳晓这样评价当代重庆话剧人的使命，只要重庆话剧有一线生机，则必须坚守下去，“我们注定了要经历很长一段守候期，现在是曙光乍现，重庆话剧的春天迟早会到来。”
春天究竟在哪里？
记者 陈林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