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肚子乐队”是麒麟乐队的别名，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乐队大部分演出都是为打工者义演。由于没收入，他们经常吃快餐都要赊账。2005年11月10日，本报曾对乐队进行过报道，很多人看了报道担心乐队到底能坚持多久。一年过去了，乐队不仅没解散，还增加了新成员。今年“五一”，他们每天下午3时到6时在公明广场演出，依然是免费。
再次见到麒麟乐队的小伙子们是在今年5月1日，他们正在公明广场为宣传“防艾”义演。
一年多来，乐队成员有些变化，前贝司手李拯离开乐队，接替他的是21岁的刘芷铭。键盘手陈建刚是今年2月加入，其他4人是乐队的创始人：队长庄帝佑、主唱赵旋、主音吉他李、鼓手廖耀辉。
几个人都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年龄最大的是庄帝佑，最小的是今年21岁的刘芷铭。乐队组建前，他们都在打工。庄帝佑卖过窗帘、开过小店，赵旋当过餐厅服务生、酒吧歌手、仓库管理员，李当过理发师，廖耀辉曾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刘芷铭在老家的歌舞团干过半年，陈建刚在酒吧当过歌手。
几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湖南、四川，也有广西、广东，因热爱音乐，他们先后辞职组建乐队并坚持到现在，在深圳打工者中也有了不小的名气。
生存，难以回避的现实
因乐队大部分是义演，几乎没有收入，生存成了问题。记者问起他们的生存状况，几个人都显得有些尴尬。庄帝佑说：“我们兜里经常只剩几元钱，连吃饭都没钱。附近很多家快餐店我都赊过账。”
庄帝佑说，乐队成立之初，每场义演都是自掏腰包。要花钱租音响，要一趟趟跑政府部门申请演出场地，路费都是自己贴。
赵旋说，一场大型义演要花三四千元，不多久，他们的积蓄就全部花光了。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商业演出机会，但乐队却很少答应。
赵旋说：“很多商业演出目的性太强，我们不愿演。有的商家商品以次充好，请乐队去招揽人气；有的商家提出赞助，但要乐队冠以商家名字；还有酒吧来邀请，但演出时需要低俗的笑话讨好观众。这些演出机会与乐队的理念有冲突，所以都被拒绝。他们特意把乐队的理念印在海报上：“健康、上进、乐观、和谐。”
尽管乐队不赚钱，但却有很多朋友帮助他们，大部分都是看他们演出时认识的。谭伟萍看演出时被队员们的单纯和善良打动，当他们提议她开一个琴行时，她只考虑了半小时就答应了。谭伟萍说，去年，她投资十几万元在公明广场旁开了一家琴行，名字就叫“麒麟乐队琴行”。乐队可免费在琴行里排练；作为回报，乐队成员教人学琴，学费大部分给琴行。
随着乐队名气越来越大，公明街道也拿出一些经费支持乐队义演。公明街道宣传部长黄建伟说：“他们的演出丰富了片区内打工者的业余生活，我们很支持。”
一群单纯快乐的大男孩
乐队歌迷渐渐多起来，还组织了歌迷会，有600多会员。歌迷们经常去看乐队排练。在某五金公司当区域经理的程汉杰说：“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排练，还跟他们学乐器。”谭伟萍说：“他们很单纯、很善良，玩音乐时就是一群快乐的大男孩。”她说：“麒麟乐队自己掏钱演出，给打工者带去快乐，结果却弄得自己没钱吃饭。”说到这里，谭伟萍笑了起来。
人物心声
“音乐是我们的理想”
记者问：“为什么一定要辞职搞乐队？”赵旋和伙伴们肯定地说：“音乐是我们的理想，如果不辞职，根本没时间练习。”
乐队成员都来自普通家庭，当初来深圳就是想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楚为追求音乐理想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压力。乐队创建之初，没人敢告诉远在故乡的亲人实情。
廖耀辉的家在农村，父母身体不好，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学。他在工厂上班时，每月都寄钱回家。加入乐队后没了收入，他却不敢跟家里说。半年后，母亲打电话问为什么不给家寄钱，他这才将实情告诉母亲。廖耀辉说：“母亲非常生气，甚至要和我断绝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直到他们慢慢接受我的做法。”另外几名队员也说，让家人理解，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李遷说：“音乐是我的一个梦，成立乐队把这个梦重新唤起。”李遷当理发师时每个月有三四千元收入，但他只想搞音乐，没想过其他。刘芷铭说，现在，队员们的目标就是好好练习，希望有一天能像专业乐队那样受到欢迎，尽管与专业乐手比有差距，但他们一直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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