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保护价”
袁隆平爱无拘无束地笑，极具感染别人的力量。在中央媒体记者见面会上，自然是一片欢声笑语。
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台下的老记连番发问。
台上的袁隆平妙语连珠，“人怕出名猪怕壮，当名人很不好受哩！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没想到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有记者问：“袁老师，您认为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好发展？”他“哇塞”一声，“你这个问题好难回答，答不上来哦”众人爆发一阵笑声。
笑声未了，他话锋一转，“现在湖南一担稻谷最低保护价是多少？才72块钱，谷贱伤农啊，我算了一笔帐，最低保护价要提高到100块，农民才有利润，城里人也能消费得起，今天借助你们媒体呼吁一下”。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这样的事儿发生不止一次了，他认定是农民是最朴素勤劳的，无论开会还是做报告，只要有机会见到官员，他一准为农民说话。
“刚果布”来了
下雨不带雨伞，天热不戴草帽，是袁隆平的一大习惯。只要他一钻进稻田，就什么都忘记了，雨伞不知道丢了多少把，草帽随手就放在一边，时间久了，遂不再打伞戴帽，无论下多大的雨，有多么晒人的日头，他往来于风雨阳光，眼都不眨一下，本来就一瘦小身材的小老头，又晒成黝黑亮堂的肤色，同事于是戏称：非洲“刚果布”。
“玉米稻”事件
1994年元旦，湖南某大学一位教授声称完成了“玉米稻”研究，把玉米的基因转接到水稻上，以提高单产。他们请袁隆平去鉴定这个学术成果。袁隆平发现，玉米稻研究还停留在试验阶段，只可以小面积试种，不能大面积推广。但是为了鼓励科研，他还是第一个在专家鉴定书上签了字。
学校为了早点出成果，没有经过大田试验阶段，就迫不及待卖出了种子。袁隆平知道后，马上写了一封信，要秘书戴牛松送到湖南日报发表，赶快制止这一急于求成的行为。
戴秘书小心问道：“您是第一个在鉴定书上签字的，您现在却反对玉米稻，如果真的没出问题，岂不是砸了您的名声？您可要好好斟酌啊”
袁隆平气愤得拍起了桌子：“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们没有经过大面积推广实验，技术上还不成熟，老百姓播了这样的稻种肯定受害啊，我不能不对农民负责，不能不对政府负责！”
信没发表，写成了内参送给省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大部分“玉米稻”种子被追回来了，一部分却成了“漏网之鱼”。
收割的时候，凡是播种玉米稻种的田，全部出现了产量低、不稳定的现象。200多个农民集体赶到学校大吵大闹，主持玉米稻科研的那位教授吓跑了，不见了踪影。
最后省政府出资几百万赔偿了农民的损失。学校对袁隆平由耿耿于怀变成了感激佩服。他们说，多亏了袁老师的那封信，要不然学校背负着“制假售假”的骂名不说，影响社会安定咋办？
“我最想把杂交稻介绍给台湾同胞”
有一件事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谢长江印象最深。1994年，他和袁隆平一起去美国谈判两系法杂交技术扶持，对方提供资金和土地，我方提供技术和人才，但是狡猾的美国人一直梦想获得中国杂交稻的核心技术，就在协议上做文章，袁隆平断然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坚决要求在协议上特别加上一条：“必须经过中国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面对他获得的各种荣誉，袁隆平淡然看待，他一直说：“荣誉属于祖国，不属于我个人。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
“杂交水稻发展到今天，大部分工作都是我的助手、同事还有全国的同行共同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一个“领头羊”而已。”
“有媒体说我是人民科学家，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如果硬要说成是‘家’的话，最多算是个农学家。”
“我最想把杂交水稻介绍到台湾去。台湾海洋性气候条件非常好，北回归线从岛上穿过，四季如春，发展农业特别有利。在湖南高产的稻米，到了台湾产量一定会更大。”
一串串浓重的湖南口音，低调，真诚，而又高亢。
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外籍院士任职典礼，袁隆平腰痛病突然犯了，几乎不能起床，但是他强忍剧痛坚持飞往美国。“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誉，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也许赤诚感动了上天，当飞机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的腰痛却奇迹般好了。
两个“小淘气”
在妻子邓哲眼里，袁隆平是一个爱家庭、负责任的人，只要不出差，他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不在试验田、实验室，就一定在家陪家人，标准的“三点一线”。
袁隆平的夫人邓哲是他在安江农校的学生，那年头，讲究出身，袁隆平家庭成分不好，33岁，还是光棍一根。两人吃苦受累这么多年，现在生活好了，每次吃水果袁隆平都要给邓哲分一半。以致他不在家时，邓哲吃水果就不自在，称为“袁隆平效应”。每次应邀出访，或到国外去领奖，只要条件允许，要么打个电话给家里，要么带妻子一道去散散心。银婚纪念，特意让妻子换上婚纱，重做新娘。并奉上项链一条，亲手戴上。
“我喜欢贤内助的称呼”，40年来，爱与哀愁，夫唱妇随，夫人是他的“粉丝”，崇拜至今，精神不老。
回到家里，含饴弄孙。他给孙女，起了绰号：“小淘气”，没想小孙女毫不示弱，也把爷爷喊作“小淘气”，呼来唤去。只要两个“淘气”在家，就是一片鸡飞狗跳。（记者徐岩）
(责任编辑：塔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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