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至17日,短短数天内,北京已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坠楼身亡。
这样的频率震惊了社会,也震惊了一些专门关注大学生危机事件的人士。这些人士包括出生于加拿大、客居中国20年的费立鹏博士(MichaelPhillips)和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授。
危机频发,有些高校并未真正重视
林永和表示,历史资料表明,四五月确实是大学生危机事件的高发期,10多年前,北京高校就曾发生过与今年相似的情况。
费立鹏也表示,根据他的研究案例,连续几天内发生多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情况比较少见,明显比往年报告的密度要大得多。
但他们都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自杀率就特别高。林永和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为十万分之零点四六。教育部官员日前在中山大学一次会议上说,北京高校中每80万人中仅有15人自杀,低于社会自杀案。
尽管如此,大学校园发生的多起大学生危机事件,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与大学生群体受到整个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有直接联系,更重要是,类似事件的频发确实引起了社会的警醒。有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北京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导致学生死亡人数平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今年截至目前的数据,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林永和认为,危机事件的连续发生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波及的人群包括大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人们心理受到了震撼和冲击,想要不断地弄清事情真相,总结分析原因,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
费立鹏也认为,加强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目前在自杀研究领域最需要的资源就是准确可靠的数据。他发现,通过媒体报道出来的数据并不是实际可用的研究数据,用符合流行病学的方法去分析数据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数据不可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案。
但目前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许多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后,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
加强危机干预,悲剧本可避免
费立鹏表示,自杀者在自杀前一定是有征兆的,有没有被发现并得到帮助,对最后是否发生自杀有很大的影响。提高周围人的敏感性,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也给心理障碍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求助渠道。
林永和也认为,一个生命的主动终结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往往会留下许多痕迹,怎么遮掩也是掩饰不住的。“这种行动绝不是毫无考虑的,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冲突过程,因此,这类危机事件有许多生理、心理挣扎的蛛丝马迹,就像地震前有动物慌乱的痕迹一样”。
他表示,如果这种迹象及时被同学、老师等人发现,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就可大大减少发生的几率,“北京某高校一个清洁工发现有个男生在楼顶徘徊,马上通知学校相关部门,结果一问,这个学生果真已经萌生了非常强的自杀念头”。
林永和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就更能说明问题,老师和同学很早就发现了凶手(赵承熙)存在心理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心理干预,但由于措施不到位,过程存在诸多疏忽,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高危学生展开监控,建立了“四早体系”——早教育、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
令费立鹏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有心理障碍并导致想不开的人,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大学生们大多知道或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不敢求医。”他接触过一些大学生,知道自己心理出现障碍后,害怕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去,因为心理咨询室会将他们的资料和状况记录在案。这样一来,有学生担心:万一学校知道我有心理问题,要我休学或退学,怎么办?学生担心造成不良的后果,就只好继续掩盖。这种“面子问题”,在男生中更为普遍。
“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后,让学生回家,这样只会让学生更悲观。”费立鹏说,这时如果你对学生说“好好休息吧”,其实在学生听来是“你不让我上学”,会受到更大的刺激。
“要增加求助率,就要减少求助可能带来的危险。”费立鹏认为。
“现在的大学心理咨询室,力量其实非常弱”
费立鹏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咨询室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问题。他所调研过的高校心理咨询室,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专业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
林永和也承认,多起危机发生后,暴露出的问题给高校敲响了警钟。按照要求,3000名~5000名大学生就应当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咨询教师,目前北京大约有70万在校大学生,但2006年统计出的心理咨询教师只有108名,按5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人数还不到位,按3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差距更为巨大。“专职的心理素质教育教师数量不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林永和认为,这些教师工作不稳定,素质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经费上来说,缺口很大。
“按照规定,一个学生应该下拨10元以上的心理咨询费用,但很少有高校能到位,而危机预防的整个体系,在很多高校也没有健全,潜在的危险更大。”
让费立鹏不满意的是,不少大学让教品德课的老师去当心理咨询教师,“他们的服务太不专业”。他建议,高校心理咨询室应该有明确有效的评估措施,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当本校咨询教师不能解决某个问题时,要及时往上一级医院转。“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要改变服务态度和处理方式,太迟和太麻烦的方式都容易失效”。
据了解,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在推行一项全北京学校的心理计划,旨在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面临挫折时的调整技巧。整个计划推行下来要3年~5年,并得保证所有学生都参加。费立鹏担心,如果是自愿参与,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会选择躲避。
费立鹏表示,这个项目需要650万元经费,可是上级部门没有批准。他介绍,在国外的学校,校长们会亲自来推行这类计划,而在中国的学校,心理咨询师们甚至没有权力去说服校长去做这些事情。
媒体的责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愿意将大学生坠楼事件称为大学生危机事件,而不称之为自杀。“自杀需要公安机关或医疗卫生部门确认自杀,而且这类事件要有明显的迹象来推断,如留有遗书、做过善后安排等,但很多时候不能确定”。
他表示,出于保护逝者、维持校园正常秩序、避免因报道过多引发效仿等不良后果,媒体报道时应淡化细节,尤其是在报道诱因时,不能想当然,“现在直接引发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但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往往综合了多因素的影响,才导致危机行为的产生”。
费立鹏也认为,最近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会迅速在网络上出现,信息的扩散不但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利于局势的控制。“过度渲染自杀,或是报道方式的不恰当,都可能引起模仿。媒体注意越多,越难阻止”。
他主持的干预中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媒体如何报道自杀。他建议,媒体在报道自杀时,要避免具体方法的描述,不要说具体的自杀措施,不要放在头版渲染,更不应把死者“新闻人物化”、“英雄化”。他认为,媒体的关注点不应是“又出现了一个案例”,而是放在如何预防、提供服务机构和获得服务的途径等方面。
“媒体经常会想尽办法去报道死者的死因,其实媒体所报道出来的某一死因,和自杀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只是诱发因素之一。”费立鹏说,自杀是抑郁症、遗传、自杀未遂、生活质量差、急性应激强度低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体应该做的是,让人了解自杀是怎么回事,提高人们对自杀问题的认识水平。
(本报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郭姗姗 郝广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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