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适当的批评 官员究竟应该怎么做？

　　拥有特权，意味着官员对批评、质疑乃至举报要有更强的承受力、自制力，并作出理性、合理的回应，而不是动辄反击，睚眦必报。否则，不仅令公众寒心，社会失望，自己一不小心也会掉进法律的“陷阱”。

　　最近，山西稷山县诽谤案的最后一名被告人薛志敬，被当地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县委书记也是公民，有权维护名誉权。事实上，无论一审法院查证的事实，还是当事人的亲口陈述，都证明几名被告人确实夸大甚至捏造了某些事实。从这一点上看，定他们“诽谤罪”，好像并不太冤。

　　可是，跳开判决，回溯事件发生到刑事程序启动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县委书记与其说是“维权”，不如说是在“出气”。一审判决之前，三位被告人已经遭受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公开检讨等一系列“待遇”。而戴着手铐在全县500名干部面前“示众”的举措，更是有威慑之嫌。这种面对“不适当”批评的反应，是否有些过头？

　　这里说批评的“不适当”，既包括批评方式的不适当，也包括批评内容的不适当。从本案的事实看，三名被告人的初衷，是为了“敲打敲打”县委书记，并非纯粹为了举报。这种靠散发匿名信“敲打”别人的方式，当然不妥。而就批评内容而言，也未立足事实，就事论事，而是在官员们最为敏感，也最为忌讳的“男女关系”问题上作了文章。问题在于，在当前的监督机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批评、举报渠道，畅通的信息渠道，很多批评、举报都可能被归入“不适当”之列。

　　可怕的是，过于机械、原则的刑事法律，恰恰成为那些被批评、举报者，尤其手握公共资源者可以顺手操起的反击利器。比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就经常被一些官员拿来“反敲打”举报人。尽管这一条明确指出，“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算诬告陷害。好吧，既然不是诬告陷害，那么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说你诽谤总成了吧。于是，写小说影射可以构成诽谤罪，湖北大学的涂怀章教授便是先例。传几句打油诗也涉嫌诽谤，“彭水诗案”就是明证。如果是当面批评，没准儿还得被扣上“侮辱罪”的帽子。

　　既然刑律失之原则、抽象，是否启动刑事程序，便常常取决于一些官员的内心“自觉”。因为此类案件多为自诉，当事人不选择起诉，刑事程序便不会启动。然而，更为可怕的是，面对批评，尤其是一些内容或方式有失妥当的批评，一些官员表现出来的，总是反戈一击的勇气，而宽容大度的忍耐，反躬自省的冷静，却少见踪影。

　　作为公民，以法维权本无可厚非。可是，法律维护的是权益，而不是官员的权威。面对批评，如果首先感觉到的是权力受到挑战，权威受到质疑，假借维护权益的名义，动用权力资源，去覆盖甚至淹没批评、举报的声音，只能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官员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也因此有了种种他人难以企及的特权。但是，拥有特权，意味着官员对批评、质疑乃至举报要有更强的承受力、自制力，并作出理性、合理的回应，而不是动辄反击，睚眦必报。否则，不仅令公众寒心，社会失望，自己一不小心也会掉进法律的“陷阱”。因为《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还规定了一条“报复陷害罪”，专门针对的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何帆，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