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不准备变成一次喊冤大会的话，它必然聚焦在一些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上。这意味着双方应该绕开货币和盗版及津贴等双边贸易问题，因这些讨论只会引起敌对的态度。
毕竟，如果美国自己看不到它不存在的存款率在引向灾难，来自北京的劝诫将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且如果中国看不到依赖需要大量出口市场而不是进一步刺激自己的消费的无益，那华盛顿的话只会让它更强硬地抵制动机不可信的美国的论据。如果任何一方都无法逃脱短期考虑因素，无法看到已经设下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大局面的长期危险，一次高调的对话并不能作出任何改变。
那么为了取得进展，与会者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协议联系。无论它们对《京都协议书》有何看法，两国都至少在理论上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使用与经济产出的比例。尤其是在后者，两国都知道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事情。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能源效率，而美国有着发达国家当中最糟糕的能效。两国都想更有效率，更清洁的能源，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如果两国可以同意一些目标———例如更清洁的钢铁生产，或者减少发电站的排放———这些可以跟避免保护贸易主义措施的协议挂钩。
这样的协议似乎对美国的好处大于对中国的，然而随着重工业的增长，北京意识到它必须做这些事情，因此来自华盛顿的提醒应该是可接受的。如果美国更致力于二氧化碳减排，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些。但对排放控制的反对正在瓦解，它很可能成为美国一个定义性的国内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巨大的进口国，两国在能源可用性最大化方面有共同利益。那种认为它们在竞争能源，因此必然在非洲、中东或中亚妨碍对方的目标的想法是危险而错误的。它们的公司可能竞争，但它们的国家经济利益是相同的。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非洲有合法的利益，而中国必须承认非洲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而不是良好经济和强权政治一起走的地方。
确保多国全球贸易体系不出轨也符合两国利益。尽管两国热心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必须保护它帮助创立的全球体系，而中国需要一个可以推进自己的雄心的全球体系。然而，在最近几个月，中国本可以发挥作用为受阻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除去障碍，然而却几乎沉默，而如果中国（而非印度）扮演发展中国家的领头角色，美国本可以做得更多。
最后，中国和美国可以思考它们可以如何合作改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使之反映目前现实，特别是中国的全球重要性。欧洲比美国更可能成为改革的输家。华盛顿，在目前的情绪以及在沃尔福威茨离开世界银行后，可能倾向于让这些制度枯萎。但它们仍然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国际货币基金会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让它的资源相形失色，但中国在那些市场的角色让它参与尤为重要的、制止金融市场混乱的努力。（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上图：中国副总理吴仪(右)
上图：亨利·保尔森（中）
（子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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