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农学家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这个禾下乘凉梦，袁隆平做了两次。而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关于水稻的梦，他一做就是40多年。

今天说起这个个梦，77岁的他依然是是那么激情满怀。（摄影新华网记者朱继东）

　　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袁隆平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偏远的湖南安江农校里，一个“自由散漫”的年轻老师远离了各种政治运动，一头扎进科研，像一株野生稻般自由生长，最终长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开放的科研

　　从这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1970年元月2日，他们在元江县农技站遇上了峨山县7.6级地震，150公里外的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

　　但元江的试验却不成功。脑子灵活的袁隆平意识到，所有杂交试验的材料都是栽培稻品种，亲缘关系太近，所以某些遗传特质会下降，应该换成用野生稻。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平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2001年，《湘声报》记者到海南荔枝沟基地去采访，还听见他把雷洁琼的话拿出来念，“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然后又嘿嘿一笑说，“我71，是小弟弟。”

　　试验田和住地隔一段公路，原来都是骑自行车下田，那天，刚好新买的咖啡色小摩托车送到，他立马发动新摩托，然后笑嘻嘻地一溜烟走了。

　　晚上6点半回来，吃晚饭，爱吃花生米，7点半散步，8点和大家打麻将，输了钻桌子。后来，他腰杆扭伤了，就不打麻将了，改打气排球。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

　　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隆平高科”用他的名字上市的事情，他起初也不答应。“杂交水稻和股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不懂，再说，袁隆平今天涨两分，明天跌两分，像啥子话哦？”后来是想到研究中心每年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科研经费，才松了口。后来一忙，又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辞了，只挂了名誉董事长。

　　即便现在，他这个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旧只分管科研，行政事务一概不理。

　　“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搞科研。”1995年，出去制种卖的罗孝和被袁隆平喊回来，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两系法杂交稻品种，比1973年的三系法杂交稻产量高出近10%。

　　紧接着，第二年，袁隆平又逢人就说，现在开始搞超级稻。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

　　他的助手廖伏明感慨说，“袁老师又有追求又能自在，是个幸福的人。”（记者 向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