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岂能“轻刑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矿难等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已对249人作出刑事判决，其中免予刑事处罚131人，缓刑107人，两项人数在已判决人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5.6%。

　　这份报告承认，在矿难等重大责任事故背后，往往存在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降低‘门槛’”、“管理不严，危爆品监控缺失”、“贪图私利，大搞权力寻租”、“官煤勾结，充当‘保护伞’”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很显然，这些行为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象，应当依法予以惩处。然而，这些渎职侵权者获免刑和缓刑比例高达95%，重大责任事故渎职犯罪的“轻刑化”甚至“非罪化”发展到如此地步，这到底是何所为来？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检渎检厅负责人为“轻刑化”给出的原因是，“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按这位负责人的说法，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事故渎职侵权犯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高。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以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为例：据甘肃省、河南省、云南昆明市和天津市四个地方的检察机关统计，在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中，根据群众举报立案的案件分别占65.9％、72%、90%以上和98.1％。这些年来，群众对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可谓深恶痛绝，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不断高涨。显然，说社会公众对渎职侵权罪犯的危害性认识不高，有失公允。

　　至于“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认识不高，“对办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虽然对司法机关惩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了“特别”的困难，但也不能成为司法机关抱怨自己工作难度大、阻力大，并在事实上为“轻刑化”开脱的理由。如果司法机关可以抱怨自己的工作难度大、阻力大，那么，对矿山开采负有管理职责的安全监管、国土资源、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也都可以摆出一大堆理由，证明自己的工作难度大、阻力大，而且这些难度和阻力还可以进而成为他们渎职侵权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能成立，那么，安监、国土等部门就不必对非法开采行为查处，检察机关同样也不必对安监、国土等部门的渎职侵权行为进行查处了。

　　由“矿难渎职犯罪免刑缓刑比例达95%”，我想起了《检察日报》上一篇文章披露的一个数据：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1/3，2/3以上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无论是矿难渎职犯罪的“轻刑化”，还是腐败分子被判实体刑者不足1/3，“这样的‘从严’也就使当今腐败分子的‘出生率’大大超过了‘死亡率’”，从逻辑和法理上讲，都意味着对惩治职务犯罪和反腐败负有重大责任的司法机关，一定程度上也有失职渎职之嫌。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客观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他们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个问题令人警醒，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