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一个民族的进步，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民族的兴盛，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成长壮大，科研工作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从改革开放前夕投入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从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研究阐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从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到努力发挥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认真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特刊登一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从不同学科角度阐述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理论问题的文章。
经济人假设：在争鸣中发展（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程恩富
程恩富
假设是理论分析和学说建构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其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其二，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其三，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对此假设，不仅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各流派之间不断出现争鸣和批判，而且引入我国之后，我国学术界也从未间断对其的研究、讨论和争鸣。
观点一：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虽然是片面的，却是合理的，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抽象。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既是社会科学分工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建立严谨理论体系的需要，其不足应由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弥补。经济人假设抓住人的自利性这个维度，有助于用数学手段模拟人的选择行为，方便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在理论与政策上确认经济人假设，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有重要意义。
观点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应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出发点。持此观点的学者指出，自私、利己主义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其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从哲学上说，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从政治上说，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从经济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用经济人假设，会为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根据；从思想上说，经济人假设是在宣传剥削阶级思想。经济人假设尽管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缺乏解释力。
观点三：应批判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提出者指出，该假设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它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其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其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科学经济人”假设提出者认为，“科学经济人”实现了利己人和利他人、理性人和非理性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经济人和道德人、经济人和生态人的统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抽象法分析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得出的新概念，似乎可以成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
我们主张的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类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理智，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究竟社会上是利己行为还是利他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环境。从广义上说，理性具有纯洁与肮脏、合理与荒唐、正义与邪恶、完善与欠缺、不变与可变、单一与多样、简单与复杂等特性。从狭义上说，理性是指认识的纯洁、合理、正义和完善，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而认识的不纯洁甚至肮脏、不合理甚至荒唐、不正义甚至邪恶以及不完善甚至欠缺，相对地算作非理性。可见，理性与非理性一般呈现出相对性、程度性和历史性。个人一味地优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会同某些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个人利益的总和不一定等于群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总和与潜在利益的最大化。在私有经济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在公有经济中，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中国民法的进步与未来发展（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慧星
梁慧星
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为中国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法逐渐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事立法的继受目标逐渐多元化。所谓“继受”，是指将外国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本国的立法中。自清朝末年民法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民事立法主要继受的是大陆法系的民法理念和制度。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法学对外国民法的继受，已呈现出目标多元化的现象，即在学习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基础上，兼采英美法系的制度，并着重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以新合同法为例，该法许多制度直接采自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如缔约过失、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等等。但新合同法将违约责任原则从过错责任改为严格责任，并规定预期违约、强制实际履行等制度，则是主动继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英美契约法的结果。
立法指导原则上更加开放和创新。以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为例，从该法条文本身可以看到以下的立法指导原则：一是贯彻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发展的所有权思想；二是坚持对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原则；三是严格限定公益目的，重构国家征收制度；四是建立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五是总结农村改革经验，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物权法的这些指导原则表明，中国民法学力求将继受而来的民法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力求除旧布新、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并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理论。
更多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设计法律制度。当前中国的民事立法，对于外国民法制度和理论不是盲信盲从，而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设计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例如新合同法，针对三角债问题，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制度；针对债务人赖账问题，规定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针对拖欠工程款问题，规定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制度；等等。再如物权法，针对公权力的滥用问题，规定物权具有排他性效力，规定国家征收限于社会公益目的，规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等。
中国民法的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民法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主要是：
关于对民法自身的认识。对于什么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标，民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关系等问题，中国民法学界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民法的“本土化”。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是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的。因此，如何实现外来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国民法学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既不能机械地盲目照搬外国的法律，也不能借口强调自己的国情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国民法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制定中国民法典。如今，合同法和物权法已经颁布，今后还将依次制定侵权行为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总则，之后再编纂民法典。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为编纂民法典准备了条件。中国的民法学者应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继续深化民法研究，承担起国家、民族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人口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蔡昉
蔡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这个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地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高的特征。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在这个转折点上或区间里，已经或预期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引起劳动力成本提高。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作为相对滞后的反应，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年—2015年期间，仍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加上结构性等因素的影响，丝毫不会降低城乡就业的压力。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对中国经济很快就会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与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发掘“中国经验”的理论蕴涵（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光金
陈光金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的阶段。近年来，欧美社会学领域的大量经典著作以及重要的当代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主题涵盖了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重要部门社会学以及社会研究方法等诸多领域，为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提供了广泛的知识支撑，为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和探讨固然是重要的，但运用社会学比较成熟的范式和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经验考察尤其是科学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发掘其中的理论蕴涵，进行理论抽象和创新，应该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若干重要论题，其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中国经验”的学术理论思考。“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来，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尝试用它来概括中国持续近30年快速发展的特殊经验，不过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中国特定领域发展的具体经验，未能对“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本身的学术内涵进行理论化界定。社会学者们则努力对这个概念做深入的思考和理论的提炼，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自觉。如李培林先后发表的《“中国经验”的内涵与基本要点》、《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以及《全球化和“中国经验”》等论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论特性作出了明确界定，对其历史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并且通过分析“中国经验”与东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社会整合与秩序问题的研究。社会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整合与秩序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经典社会学家为此构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如社会团结、社会失范等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体系。现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的整合与秩序提出了挑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界对此高度重视，展开了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如对我国社会各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团结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运用社会失范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秩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等等。
关于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的研究。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提出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社会公正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前沿课题。近两年，中国社会学界参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呈指数增长，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且整个研究开始呈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学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思想，进一步对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依据、机会公正与程序公正、当代人的公正与代际公正、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等社会公正的多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出简帛的史学价值（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卜宪群
卜宪群
20世纪以来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大体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新材料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如20世纪初设立、后来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学术机构——清华学校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对新材料的运用极为重视。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不仅积极呼吁高度重视新材料，而且在理论方法与实际运用上更是率先垂范。就简帛而论，20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把简帛材料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尽管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的身上还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但他们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却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的创新研究，显然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改变了旧式史学即封建史学的研究范式，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20世纪，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到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历史学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取得杰出成就，是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最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中国史学有过很多反思和总结，也有过诸多争论，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话题，如史学危机、回到乾嘉、各种所谓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兴起与衰落等等。虽然由于背景各异，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如何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即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开辟新的领域、深化老的问题、提炼新的理论，从而构成学科新的生长点。简帛就具备了这个特点。自20世纪初简帛发现到近30年来的新发现，简帛材料形成了这样一系列特点：
时间序列完整。从时间上来看，旧简与新简构成了从战国至魏晋的完整序列，延续时间近千年。研究战国、秦、汉、三国、晋史，简帛成为基本材料之一。这是从粗线条上说的。具体而言，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主要形成于战国时期，其后又经历了秦的焚书，故大量战国古佚书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的流传十分有益。秦代的文献史料屈指可数，数十万字的出土材料对秦史研究意义重大。汉初有张家山、马王堆、虎溪山、凤凰山简帛，构成了我们研究秦汉之际及汉初历史的序列。阜阳汉简、上孙家寨汉简、居延汉简、天长汉简、尹湾汉简、额济纳汉简、武威汉简、悬泉汉简、甘谷汉简、东牌楼简，构成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几乎完整的时间序列。长沙走马楼吴简，构成了东汉到三国孙吴历史演变的时间序列。
内容丰富多彩。简帛的内容几乎涉及战国、秦、汉、魏晋历史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这些出土文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可比性，使我们在以文献为依托的基础上，从简帛的角度可以独立发掘和系统研究许多重大课题。值得强调的是，简帛资料的系统性尤为重要，没有这个特点，其价值将受到很大影响。
新发现如雨后春笋。与其他古代文献的发现特点不同，近30年来简帛材料的发现地域大为扩展，种类增多，时间频繁，以至旧的简帛还没消化，新的简帛又出土了。一批又一批新简帛被发现、整理与出版，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修正旧的认识，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比比皆是。
链接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过3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建院初期的14个研究所，发展到目前的36个研究实体，研究范围覆盖260多个学科。建院30年来，共完成学术专著8700余部，发表论文10万余篇。全院现有在职人员3900余人，其中专业人员310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1500余人。该院主管的全国性学会100余个，主办学术期刊70多种，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1500余种，并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学术交流。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建了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法、国际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大学部，现有47名学部委员、95名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队伍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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