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司法文明因财产申报制度缺失而蒙羞

　　有法学教授将这一司法举措解读为人道主义文明司法的体现，但公众舆论和专家的分歧显而易见，人们要问：返还贪官100余万元个人财产究竟是纵容腐败还是司法文明的体现？

　　专家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因“屁股决定脑袋”而蓄意为贪官辩护，正如其所言，“在我国，没收财产是一项附加刑，一般适用于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剥夺犯罪人员再次犯罪的经济能力，作为一种‘经济上的死刑’，我国法律对这一刑罚作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只能没收明确属于犯罪人员个人所有的财产，犯罪人员家属所有的财产不能予以没收。

　　从现行刑法宽严相济的立法精神上看，并不必然没收犯罪人的全部个人财产以及为其留有必要的个人财产，其实是司法文明和人道主义的体现。这样的司法文明，并不会因为当事人是民怨沸腾的贪官就有所减损，毕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但是，为什么专家按照法理做出的理性解读，总是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甚至抵触情绪，显然不能仅仅用法律的理性和思维方式不为公众所周知来解释。

　　真正让公众敏感的是贪官和巨额财产。由于我国没有制定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00余万元即便都是当事人通过正当程序获取的财产，公众也有理由怀疑这是贪官贪污受贿所得，如果说不清楚，那也能让贪官落下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如果说宽严相济以及给犯罪人留有必要的个人财产，是司法文明的体现，这样的司法文明其实多多益善。可一旦司法文明和贪官、巨额财产这些敏感词语联系在一起时，公众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司法文明的体现，而更多是揣测这其中有多少司法腐败的因素，还有多少放纵官员腐败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正是由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使得在公众朴素的正义观中，司法文明进步不仅被官员财产的不透明所遮蔽，甚至还有可能被公众曲解为不透明制度的“帮凶”。

　　任何司法文明，总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比如废除贪官死刑的动议，每每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并非像某些法律专家所曲解的那样，由于公众法律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废除死刑的司法进步意义，而是说在一个行政权力缺乏约束、司法独立成色不足以及反腐持续不力的制度环境下，公众有足够的理由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这些专家竭力鼓吹的制度进步。东莞中院和海南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推行的“赔钱轻判”饱受诟病和曲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对权力的约束上，制度和制度之间其实是互负“连带责任”的。在缺乏其他必要制度保障支撑的制度环境下，任何制度创新，都会为其他滞后的制度背上不必要的“黑锅”，因为“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就是“无责任者”要为“有责任者”无条件“先行偿付”，而这很容易就让制度文明和进步因其他“制度不文明”而蒙羞。仅就这一个案而言，只有及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官员财产，与之相联系的司法文明才能赢得必要的尊重和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