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几乎弥漫整个城区,浓烈焦味让街上行人掩鼻。许多人感觉呼吸不畅,眼睛熏得睁不开,医院陆续多了烟雾导致发病的人。
这不是灾难片的开头,而是14日成都的真实感受。五月的成都,因为焚烧大量秸秆,一场罕见浓雾大范围笼罩市区,引起上上下下的焦虑。
市政府连年发布“禁烧令”,媒体大篇幅曝光、宣传,为何始终禁不住“狼烟”四起?一个可持续性的再生利用项目,企业为何黯然收场?面对政府的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农民为何拒不遵守?
他们的困境在哪里?成都多年的“秸秆”解决之道又被困在哪里?
A 秸秆大王无奈隐退
王春鸣难掩失落
5月10日上午9点,四川国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58岁的王春鸣依旧忙碌。只是此时的忙碌不再与“秸秆”有关,这位被称为“成都秸秆大王”、资产超过20亿的上市公司老总难掩失落。
正值5月,此时“烧秸秆”风波又起,用秸秆造强化地板而被业界称为秸秆收购大户的国栋集团,不仅没有热火朝天地消化秸秆,反而传出了“面临难题,意欲退出”的消息。
本来只给笔者15分钟的时间,没想到王春鸣围绕“秸秆”说了整整2个小时。
走访中,王春鸣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敲打办公室的墙面,“三层空间的办公室,全部是用我们生产的秸秆强化木板装修的,你来敲敲!”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王春鸣当然不可能忘记,最初饱含热情的构想。
作为一家净资产超过20亿的上市公司,国栋正式决定插手“秸秆问题”是在1996年。“从农民处收购秸秆,开拓秸秆的新用途,使农民增收;又解决了秸秆禁烧问题,保护了环境。”王春鸣觉得,由于秸秆需要一定腐烂期,而农时不能等待,相比较机械还田的不可行,“这种综合利用的方法,可以一举多得。”
曾为秸秆巨额投入
大型新项目也有很大风险,王春鸣从1994年就开始对世界相关行业进行了解,用以评估。1996年发现美国第一家用秸秆制造木板的公司,证实了其想法的可行性。2003年12月,国栋正式引进了年产量为20万立方米的木质/秸秆纤维板生产线。
5月10日,四川国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晋江接待了笔者一行。位于双流占地面积460亩的生产基地,大型的现代化机器、每个达5000多个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车间,显示这个基地的规模。
“秸秆看起来是空的,但是经过热压成型后密度就像木材一样,1个立方米有860公斤。”徐晋江介绍道:秸秆刨花板生产工艺流程达16项,全部机械化操作。现代化机械动辄就是上千万,为秸秆打包的车都是上千万,为贴胶准备的纸5万一吨。其中最贵的设备是引进芬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铺装机,身价2亿。
“制造出来外形和坚硬程度与木地板一致,秸秆纤维板最大的特点就是零甲醛。”徐晋江告诉笔者:2条主要生产线,一条强化木地板,一条是秸秆复合木地板,两条共有1500万平方米的年产量。
秸秆用量大了,国栋在成都周边区县设置1000多个收购站,收购面积覆盖更远的眉山、雅安、绵阳等地。在成都周围收购的秸秆一年可达二三十万吨,耗资上千万,为王春鸣赢得了成都“秸秆大王”的美誉。
现实困境逼迫转行
尽管如此,5月10日,在200亩的料场上剩下的5万吨生产完后,可能为“秸秆大户”画上句号。“遭遇现实问题,几方压力,成本太高。”四川国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春鸣肯定了这个消息。
巨资的设备,使得生产成本本就高于平常木地板,而收购成本的与日俱增,更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从2002年开始向村民收购秸秆,最开始是100元一吨,到去年已成了380元一吨。“一年就算最低数字10万吨,一吨380元,这里就是3800万元的开支。”王春鸣算了一笔账。
相比这个数字,难以承受的却是收购中途的开支。由于秸秆特质很“蓬”,运输过程中,免不了要超高被罚。“这部分费用不可能农民承担,国栋为此贴上不少。”
另一个费用就是缴税。王春鸣说,国家对使用小径材、边角料等为原料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还有增值税优惠政策,而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优惠却没有。从2001年到2003年,在秸秆建材项目上,国栋上缴1个多亿的税。
“幸好我们是多元化公司,如果只有这个项目,就完蛋了。”虽然公司资产雄厚,但王春鸣认为亏损是“严重的”,他不愿意透露具体的亏损数据。
即使无醛的秸秆纤维地板上市就获得好评,但由于项目刚起步,加上销售价钱比木地板高,还不能达到与木地板平等瓜分市场的份额,国栋将国家鼓励的中密度纤维木板的生产紧急补上。“这个凶了,现在每天回笼现金150万以上,供不应求。”王春鸣调侃道:“木质刨花板,成本便宜,又免税,只是甲醛较重。”
与此同时,当初为生产秸秆纤维地板,而专门购入的设备开始生产强化木地板。5月10日笔者参观时,一些大型设备正停工进行改修,用以生产木地板,原本堆放秸秆的原料场上更大面积被木材所占据。
“我们开始大量收购木材,机器改造完后,就大量生产木地板。”站在秸秆堆旁,徐晋江无奈地说:“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出现,这将是国栋收购的最后一批秸秆。”
B 农民每年都很烦
国栋的黯然退场,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成都还在烟雾困境中,而作为“秸秆”事件的另两个主角,则备受指责和质问。“禁烧令”下,农民为何不愿遵守?为解决此问题而成立的秸秆办,带着禁令,为何仍旧禁不住“狼烟四起”?
农民难秸秆成一堆烦恼
5月13日下午,阳光明媚。剩下的一堆秸秆,让52岁的李宇荣感到头痛。没有一条好的出路,如果不烧,拿来干什么呢?
李宇荣这样形容这几天的农活:就是抢!抢什么呢?李宇荣说,城里人可能不知道农时对庄稼的重要。“真的是在看天看水,因为拔出来的秧苗,长到时候了,当天就要栽下去,否则这片庄稼就遭了。”为了抢这个时机,处理田里秸秆最快的方法,就是“一把火”。“秸秆没有雨就烂不到,天天太阳,几周都难得熬。”相比较,成片的秸秆一点就燃,很快就化为灰烬,铺在田里还是肥料。“打菜子的时候又要忙栽秧子,不烧,哪里弄得完?”李宇荣说。
成堆倒下的秸秆,“身份”尴尬,成了村里所有人的烦恼。李宇荣家3亩田里收的秸秆,3间房子都堆不下。旁边的几家农户,院子里都堆着秸秆。防火也成了大问题。秸秆碰火就燃,李宇荣几次半夜起来帮忙“打火”。李宇荣只知道,生产蘑菇的商家会前来收谷草,一亩地的谷草可以卖到40多元钱。“如果秸秆也是这样有人来收,我免费送给他都要得。”李宇荣烦心地说。
政府忙全面禁烧“跑断腿”
5月11日上午9:30,成都市农委副主任、秸秆办主任李朝林的办公室,几家媒体在等待接受采访。
事实上,从4月底开始,媒体上就频繁出现李朝林的身影,出现在焚烧秸秆的现场。这一天又是围绕“禁烧令”解答网民提问,手里的《5月10日中心城区空气污染状况分析》报告来不及公布,已经有网友针对10日的大雾罩城,发出尖锐问题:市区烟雾这么大?政府是否有责任?处罚不落实,还是方法不到位,为何年年禁,年年烧?
已经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质疑,在李朝林看来,每一次烟雾四起,耐心地向市民和媒体解释,也是禁烧办的工作之一。为此,今年成都市政府副市长白刚带头建立了成都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同时,市国土局、市卫生局、市水务局、市林业局和园林局、市粮食局、市供销社6个单位将加入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成员达到15个。
C 堵和疏都有难题
在《2006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总结》中列举两个典范:新津创建“黑斑倒查制度”,2006年小春秸秆禁烧期,处罚率达100%;都江堰统一购买腐秆灵160吨,免费分发到农户手中,2006年小春秸秆还田15万亩。前者代表严防死守的堵,后者代表强化综合利用的疏,事实证明,都没能割掉附着在这个季节的顽疾。而将秸秆转化为产品的国栋公司则认为,“政策给它一条路,但看不到出口”。殊不知,政府与企业就像隔着一堵墙的两个弓箭手,瞄准的是同一个靶心,而谁来打破这堵墙?
从“堵”到“疏”,不再只停留“禁烧”的问题,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秸秆,使之成为有益社会的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李朝林表示,现在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正在成都逐步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包括免耕覆盖沃土还田、机械还田、堆沤还田、做食用菌基料、气化等。
“免耕覆盖沃土还田、机械还田、堆沤还田等方法,对农民来说不现实。”四川国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鸣认为,太过“理论化”:川西平原不同于北方土地,有一定的土地休眠期。“收了菜子,马上就要把水稻栽下去。秸秆堆在田里,需要一个腐烂发酵过程,但这个过程延误了重要的插秧农时。”
其中,最有效最直接的腐熟剂———“腐秆灵”正在强力推广中,如果用覆盖还田,没有恰好天气,至少半个月才能烂,用了它,可能三四天就腐烂了。大邑县新场镇同心村支部书记刘成旭承认,腐秆灵的确有效,但不能普及。
“我们的生产线不但可以消化成都市区县的秸秆,开拓秸秆的新用途,使农民增收;又解决了秸秆禁烧问题,保护了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前景广阔。”王春鸣说起这个项目,还是激动:“没有热情,就不会投入那么大资金。”
D 政企应该多“握手”
王春鸣坦言,把热情浇灭的是政策和社会的“不重视”。政策没有扶持,社会没有支持。“估量到了成本高,但是没有想到‘外部环境’这么差。”国家对使用小径材、边角料等为原料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还有增值税优惠政策,而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优惠却没有;蔬菜运输都有绿色通道,在收费站减免收费,有时,秸秆运输却还要被罚款。
有关部门没有宣传这个消息,媒体更热烈停留在“哪里烧”、“哪里严格督察禁烧”、“讨论合理化综合利用”。“明明国栋已经在收购进行综合利用,但是有关部门和媒体都没有宣传这个消息,从而让更多老百姓知道可以卖给我们,不用烧。”王春鸣说。据王春鸣介绍,制造出来外形和坚硬程度与木地板一致,秸秆纤维板最大的特点就是零甲醛。秸秆纤维板具有众多特有优势,属于国内首创;可广泛应用于大幅面墙板、门板、家具板等,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业内的强烈反响。
独木难成林,这样的项目,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王春鸣认为,秩序不顺,“游戏规则”不顺。“更多的民营企业在转型,倾向于有前景,又能回报社会的项目投资。”美国的秸秆问题,企业帮忙收购,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加拿大出资400万美金补贴农民损失。“如果不疏通,就补贴。”王春鸣说:“企业不是政府,即使对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回报,但有关民生的整个担子,是扛不起的,毕竟企业有几千人要吃饭。”上海一个企业将生活垃圾制作成砖块,再利用,在研发中遇到了困境,面临停产。最后有关部门迅速出击,进行帮助。他在感慨国栋与它的同等命运,却不知前景如何。随着双流纸板项目的投产,王春鸣还在该项目内进行了一个垃圾能源配套项目,该能源工厂开始运转之后,能够吃掉全成都市产生的一半生活垃圾。
在王春鸣看来,“秸秆问题”留下的阴影是巨大的。村民渴望消化,政府期待“握手”。笔者在大邑乡镇走访时,当地农民和村干部都渴望有企业来收购,但他们并不知道有国栋这个“秸秆收购大户”。5月11日上午,李朝林向笔者表示,成都市有关部门已经拿出了100万补贴秸秆的综合利用,像都江堰等地则是直接补贴给农民。对于国栋所面临的困境,李朝林认为,这种抱怨自己听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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