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谢罪内外有别 对外只是压力下的敷衍(图)

去年底，日产汽车公司高层就可能泄露客户私人资料一事，向民众道歉

　　日本人谢罪内外有别

　　驻日本特约记者 严雄

　　一点差错鞠躬道歉 历史罪行死扛到底

　　日本人很“擅长”谢罪，经常能看见日本的头头脑脑90度鞠躬，嘴里说着“给大家添麻烦了”。但是，这种谢罪是内外有别的。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春寒倒流后，樱花没有按日本气象厅原先预报的时间开放。本来再发表一个新的就是了，但日本气象厅长官表情沉痛地站在摄像机前，深深地鞠躬向全国民众道歉。

　　对内谢罪保持“场”的平衡

　　在内部问题上，日本人的道歉通常来得比较“及时”。

今年1月27日，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把妇女称为“生育机器”，招致舆论的强烈批评。起初他态度强硬，拒不认错，后在形势的压力下，还是做了一个言不由衷的“道歉”。

　　不过，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人的态度就变得非常“诡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拒绝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谢罪”。在美国众议院提出“慰安妇法案”的日裔议员迈克尔·本田要求日本政府和首相道歉，但安倍一再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就此问题道歉并进行了非官方形式的赔偿，拒绝道歉。

　　在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要想让日本政府作出正式“谢罪”，更是难上加难。一些右翼势力甚至一再为这些罪行“翻案”，逃避谢罪。

　　为何会如此？日本文化中“内外有别”的理念可以提供解释。按照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说法，日本社会是一个大章鱼罐，其中又分为许多小章鱼罐。每个都构成一个人际关系的“场”，在这个场中，需要保持平衡。

　　日本学者佐藤直树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扶助共生感情”。在这个“场”的内部，需要这种感情，因此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场的平衡被破坏，就要进行“谢罪”，获得谅解后，平衡就能得到恢复。

　　在日本，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向受害者道歉后，受害者再提出民事赔偿，舆论是不会赞成的。因为肇事者的道歉已经让这个受损害的“场”获得了平衡；如果肇事者逃逸，则是他自己破坏了这个“场”，受害者提出任何要求都不过分。

　　同样是做假账，由于道歉快，即使涉案金额高达420亿日元，日兴公司仍然获得了饶恕；而涉案金额远低于它的活力门公司，因其领导人拒绝认错，最后被判处两年半的徒刑。这就是因为他破坏了“场”，而要被重罚。

　　上述是在“章鱼罐”内部的情况，而在外部，则有另一套标准。因为没有“场”的约束，标准就会大相径庭。日本人在台湾、东南亚公然嫖妓，还振振有词，从不道歉。日语中有一个俗语，翻译成中文就是“旅途中的丑事，不当回事”。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也表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标准内外不一的特点。

　　对外谢罪压力下的敷衍

　　日本对事情的判断标准，常常根据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章鱼罐”利益而定。符合这个小团体利益的，被认为是“善”，反之，则被认为是“恶”。当前，日本国内针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一种普遍观点，是这种善恶观的真实写照。日本民众也反对甲级战犯，但出发点不是因为他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是因为他们把日本“不负责任”地拖入了战争，而使日本这个“大章鱼罐”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也就是说，他们的责任是使集团受害，而不是因为他们屠戮邻国。

　　因此，在“谢罪”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这种相对的善恶观。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真诚下跪，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可以说，他们是真正为自己犯过的错误在道歉，是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在二战中犯过的错误违反了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

　　而日本文化则缺乏这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因而“谢罪”也就成为一种“敷衍”的工具。今年年初，安倍铁定了心要在慰安妇问题上翻案，否认当年的日本政府与军队“强征”慰安妇，同时拒绝就此问题作正式道歉。但是在被美国舆论强烈抨击，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不快之后，安倍的态度就软化了许多。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主动向美国总统和媒体表示了“歉意”。不过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他是向美国道歉，而不是向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戮的受害者道歉，这又可以看出这种敷衍式“谢罪”的虚伪性。

　　从上文提到的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的“谢罪”中，更可以看出其虚伪性。在柳泽看来，道歉并非因为他“侮辱女性”，而是认为因他的发言，让首相安倍与整个内阁都被置于风暴之中，损害了团体的利益，这是“他的责任”，他是就这个进行所谓的道歉。

　　新闻延伸：日本人的客套与真心

　　日本保守势力在谈及历史问题的“谢罪”时，常常会说：“战争已经过去60年，我们并没有参加战争，为什么要为父辈祖辈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思想方法不仅在保守阶层，在普通民众中也颇有市场。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谈到了日本的“无责任体制”。当一个集体做错事时，集体中的个体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恶果负责。在他们看来，当年的战争是国家的责任，不是个人的责任。因此，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道歉是“迫不得已”。

　　今年3月，一些议员在电视节目中，大肆鼓吹1993年外相河野洋平之所以就慰安妇问题谢罪，是因为韩国施压的结果，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根本没有责任。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只能在日本国内还有市场，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韩国，都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天方夜谭。

　　日语里有两个词——“建前”和“本音”，“本音”是指真心话，“建前”是指场面上应酬的客套话。而作为一个成熟的日本人，必须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话。体现在谢罪问题上，日本的某些政客在涉及战争或历史问题时，必须要在场面上敷衍一下，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谢罪”。

　　但是在“本音”的层次，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当不需要说客套话时，他们就会在各种场合说出真心话。媒体认为，安倍最近作出的挤牙膏式的“道歉”，也只不过是“建前”，而决不是“本音”。现在身为首相，是身不由己，而一到适当的时机，立刻就会恢复其鹰派本色。所以，可以看出，日本政客嘴里的谢罪是如何的廉价，今天的谢罪，明天就有可能失效。

　　深度分析：“谢罪文化”的两面观

　　特约撰稿人 李兆忠

　　在外人看来，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莫过于日本人的“谢罪”：一边是不断曝光的丑闻，一边是不断上演的谢罪，没完没了，轮回不止。

　　日本人的谢罪，不同于西方人的忏悔。后者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一种彻底的、无条件的悔过；前者则是表达一种歉意，一种态度，至于这种罪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谢过以后是否真的改正，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于日本人来说，谢罪这种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而接受这种谢罪，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日本社会就在这种“谢罪—接受”的模式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这种形象无疑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早在1000多年前，圣德太子就将“以和为贵”写进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十七条》的第一条，拉开了大和民族腾飞的序幕，由此派生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无微不至的礼仪文化。日本人一天到晚鞠躬行礼道歉，日语里复杂的敬语，还有多如牛毛的礼仪和节日，无不贯穿着这种“和”的精神，“谢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然而，日本人崇拜的“和”当中，缺少一种超越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当年日本统治者引进儒家的“以和为贵”时，有意遗忘了另一句同样重要的箴言——“和而不同”。这种偷梁换柱的文化选择完全符合日本的国情与需要。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风土动荡的岛国，必须依靠集团的力量生存。这意味着：“和”是保证集团生存的法宝，为了集团的生存，做一些非常的事，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是可以接受的。这就为恶行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社会中层出不穷的丑闻，就是这种产物。对此，日本人无意从根本上追问，寻找彻底杜绝的方法，说明在他们的意识中，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丑闻制造者以诚恳的姿态向社会“谢罪”，就有一种冠冕堂皇的悲壮感，获得谅解是自然的。政客市侩正好利用这种心理玩金蝉脱壳的把戏，逃避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