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问题在三次产业之间 应由市场解决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华民

　　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出在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对劳动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的减少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多有指责，认为中国以使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看法已经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从而便有了强调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指责究竟有没有道理？据此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究竟可不可行？

　　问题在于三次产业之间

　　中国的经济结构当然有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具体的产业方面，而是在于更加宏观的部门之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次产业之间。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11.8％；工业48.7％；服务业39.5％。但是，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要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4.8％；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23.8％；在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口，则为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1.4％。

　　通过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偏高，更加严重的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人口几乎是这一比重的4倍，这样的经济与就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农民必定是贫困的；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与工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样是不相匹配的；另外，服务业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部门，但由于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所以也就难以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最近数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劳动供给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还存在规模巨大的隐性失业。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出在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上，而是出在对劳动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的减少上。

　　产业政策减少劳动力需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问题主要出在现行的产业政策上。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决策当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倾向于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样的政策取向对于改变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恶化了就业问题，并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众所周知，高科技产业是知识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假如政府鼓励这样的产业优先发展：那么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它就不能创造新的就业；从存量的角度来看，还有可能导致知识与技术对一般劳动的替代。如果再把问题的讨论从就业转向工资与收入分配，那么我们又可以发现，随着高科技产业的扩张，知识劳动（即人力资本）会发生供不应求的状况，而一般的简单劳动则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全社会劳动与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这种结构性逆转，会造成前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后者工资水平的下降。其结果不仅是全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而且还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如果再考虑到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即尽可能地降低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和农村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而对就工业部门来说，则是需要从中国的禀赋出发，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假如我们仍然按照现行的发展战略、继续采取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做法，那么这种背离中国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不仅会造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之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恶化，伴随着经济结构恶化而来的将是农民的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结构调整应由市场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来达到以上所说的调整目标呢？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是市场要优于政府，否则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换句话说，把结构调整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肯定要比政府去完成更好。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是无足轻重的，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在短期内，政府应当为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中主要是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比如打破市场的地区与部门分割、提供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信息服务、并对生产要素从报酬递减部门向报酬递增部门的流动提供必要的补贴等等。

　　从长期来讲，政府应大规模地增加对教育与社会研发活动的投入，这是因为教育与社会发明大都带有公共性，私人企业或者私人部门是不会对其进行投资的。只有当政府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才会有将来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的知识型产业的结构性演进。

　　所以，政府应当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尽快地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把偏向于微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显然，政府要使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承担完善市场体系、促成禀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调整的责任，而不应当替代市场和企业去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