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自右往左为唐香荣、杨秀英、唐凤彦，后排男子是唐凤彦的丈夫张福海。
半个多世纪后，老照片中的年轻人早已白发苍苍。
合影自右向左为张福海、陈翠英、唐香荣、杨秀英、唐凤彦。
5月28日是四位7旬老太太聚会的最后一天。她们分别了半个多世纪后首次相会；她们曾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一起参加抗日宣传；她们中的3个人曾经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看过孩子；她们是“八一学校”第一批保育员。
走出“山沟” 我们是第一批上学娃
免费上学宣传抗日
4位老太太都出生在河北省原新乐县渔砥村。“那个时候，我们的村子还属于华北老解放区，有八路军免费学校，我们4个人都上了学。
那时候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上学，我们是村子里第一批上学的女孩子。”唐香荣说。
上学不花钱，上课没教材，跟着老师学习“光荣”、“抗日”、“不做亡国奴”。“那时候上学就是以宣传抗日为主，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停课，老师带着学生往村子外面跑。因为书本太珍贵了，好几年才分到一本，有一次，我们就在碾子下面挖了个坑，把书埋在里面。孩子们就藏到村子外面的树林里。等鬼子走了，我们再出来，把书挖出来。”陈翠英阿姨回忆说。
她们是村子里第一批上学的女娃娃，每到星期天，她们就跑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地去宣传上学。
存着鸡蛋留给伤员
杨秀英阿姨对儿时家里的贫困记得非常清楚。孩子上学，经常要走十几里的路，早上吃一顿菜粥，中午就喝浇菜的凉水，家里条件好的学生就带一个生山芋。她家离学校8里路，每天一个来回，只能吃两顿饭，饿了渴了，就在半路上用两只手捧河里的水喝。后来她得了一种病，总是咳嗽，中医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饿的。那时候，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鸡蛋，用的日用品都是拿鸡蛋换。母亲下决心每天煮一个鸡蛋，两个月后，她的病就好了。
有时，村里来了打胜仗回来的游击队，村里人就将家里存的鸡蛋拿出来，往担架队里送。敌人封锁村子，盐和火柴都进不来，各家都几天没有盐吃。游击队员几天不吃盐浑身没有力气，她的爸爸就回到家把盐罐里剩的盐倒出来，包好，送到游击队员手里。各家都是这样，大家凑一些盐送给游击队。
鬼子进村差点没命
杨秀英阿姨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危险。
那个时候，村子里面的人都在抗日。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不熟悉地形，就要抓村里人。
日本鬼子经常到村子里扫荡，村里家家都有地道，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那样，他们一来，年轻的姑娘就钻进去，怕给日本人糟蹋。有一次日本人来扫荡，她们都钻进地道，可是有一个邻家的小姑娘没有钻，几个胆子大的老太太就坐在炕上，她妈妈把锅底灰抹在小姑娘的脸上，可还是被日本人看出来了，那个小姑娘被糟蹋了，没过多久就死了。
她和几个人躲在地道里，日本人从早待到晚上，她渴得实在不行，就喝自己的尿。地道有一个小的通风口，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给堵上了，地道里的几个人都憋得晕了过去。“到了晚上，我被抬出来时已经‘死’过去了。我被抬到房顶上后，过了几个小时，居然恢复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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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学校” 我们转眼全都成了“妈”
给烈士遗孤当“妈妈”
“每到星期天，那些父母在前线阵亡的孩子就变得非常暴躁，别的首长的孩子都接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可怜的孩子们拽着我的手，紧紧地不肯松开。”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者的孩子大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打到哪里，孩子就丢到哪里”。为了让这些孩子们接受好的照顾和教育，专门建立了河北省阜平“八一学校”，后来在1949年8月迁到北京，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八一学校”，中央首长的孩子全部集中在一起。唐凤彦、唐香荣、杨秀英3个人，是这所学校第一批保育员。她们照顾过的孩子大都是国家领导人的子孙，还有革命烈士的遗孤。
“当时，我们是以参军的形式被分配到了这里的。这个学校最早在阜平时只有13位老师，搬到北京后，从7个县里挑选了100多个保育员，几乎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最小的只有14岁，最长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我们3个分别负责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的一个班。”唐香荣对记者说。
唐香荣在4个人里面年龄最长，最早入党，经她介绍，唐凤彦等3个人在1950年加入了党组织。同年，4个人从村子里的高小毕业。陈翠英考入县里的中学继续读书，唐香荣、唐凤彦、杨秀英3个人一起参军来到了“八一学校”当保育员。
唐香荣年龄稍大，比较有耐心，被分配到“八一学校”托儿所照顾年龄最小的孩子。
“特殊培训”学织毛衣
“当时要接受半年的培训，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集中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朱德总司令的孙女、刘少奇的孩子等等都在那里。所有的保育员都要学习如何给孩子洗澡、洗头，打毛衣，掌握一天喂奶的次数和时间。培训时间比较长，管理得也很严格。”唐香荣阿姨对记者说：“进了学校以后，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每一个孩子打一身毛衣，这些孩子非常可怜，原来都不在父母身边，住在农民家里，根本没有穿过毛衣。”
当时我在托儿所，班里有20多个孩子，七八个保育员三班倒。那时徐向前的儿子在我们班里，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都在我们班。我记得最小的一个孩子叫小西，只有7个月就送到我们那儿，他的爸爸妈妈都上前线抗美援朝。我们单独给小西准备了一张小床，所长亲自照顾，一天吃几次奶，喝多少水，我们都是特别认真地照顾。当时大家都很认真，值夜班的时候一个瞌睡都不能打，要给每个孩子盖被子，记录孩子晚上说不说梦话，早上起来每一个孩子要试体温。我们给孩子洗澡的姿势都是标准的，怎样洗头，怎样给孩子护住耳朵……
调入“八一学校”时，唐香荣只有19岁，还是个大姑娘，她说自己照顾这些孩子就像自己做了妈妈一样，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有深厚的感情。有的孩子到了周末甚至不愿意回家，抱着唐香荣叫着“我要唐阿姨！我要唐阿姨！”
照顾孩子最怕周末
杨秀英进入“八一学校”时只有17岁，负责照顾学前预备班，也是幼儿园最大的班。“最最让人心酸的，就是那些烈士的孩子，每到星期六下午，就是他们最难过的日子。”
“我们班里有20个孩子，其中有好多孩子的父母都去了抗美援朝前线，有几个孩子不幸父母双亡。一到星期六下午，别的孩子被警卫员接走了，可是他们没有人接，只能留在空空的房间里，情绪变得非常糟糕。”
这些孩子特别不好带，他们会闹情绪，用脚使劲踢人，有几次都把我踢伤了，看着他们我心里就像碎了一样难受。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每月都有1元多的津贴，我们就省下来，几个人分工，把那些烈士的孩子分着带，一个人两个，一个人看三个。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带着这些孩子上街，给他们买几颗水果糖吃。这些孩子实在是难管，有一次一个孩子大中午的不睡觉，跑到园子里的假山上藏了起来。“八一学校”的园子很大，像大观园一样的，有很多假山，我就在假山上爬上爬下找他。
由于经常是跑着去食堂吃饭，跑着回来，为的是让替班的保育员早一点吃饭，唐香荣、杨秀英和唐凤彦先后闹起了盲肠炎。杨秀英还记得自己做完手术第五天就出院了，看到孩子们晾被子，自己去帮忙，结果伤口上贴的膏药都掉在了地上。
唐凤彦说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到烈士的孩子哭。唐凤彦带的是小学的班级。“我的班里有一个男孩，父母都阵亡了，家里没有任何的亲人。每到周末，看到别的孩子被接走了，他就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孩子难过啊，他眼都不愿意抬一下，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我，不让我离开他。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狠下心说，‘走，我们出去转转。’没人管的孩子，我一管就是五六年，那时我还没结婚，可是就当他是自己的孩子。就是现在一想到孩子那忧郁的眼神，我的心里都不知是什么滋味。”
在“八一学校”，像这样的孩子并不是个别的，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有几名。“他们每到周末都恨不得有人来接他们出去，到街上转转，可是没有人来看他们，连大门都出不去。”唐凤彦说，“我们就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主席送来朝鲜苹果
唐凤彦当时经历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相当大的触动。记忆了50多年，至今念念不忘。
“当时我管生活这一块，孩子的被褥和生活用品都是学校供给，但是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带。我负责察看孩子缺少的物品，记录下来，警卫员会用车拉来。当时朱德的孙女在我们班，总司令的警卫员送来一车的用品，我一看，感觉真是，现在也没法说，给孩子送来的被褥、衣服，全都是用最差的布做的，又硬又破，孩子用着不舒服啊！几乎没有一件是像样的。班里很多一般干部的子女，用的都是大绣花缎子被，可是朱德总司令的亲孙女，用的却是这么差的东西，当时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唐凤彦回忆说，当时在自己班级里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女。每次周末从家中回来，别的孩子都带一些点心，可是她却从来都是空着手。
在提倡艰苦朴素、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的年代里，在“八一学校”，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并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不论是什么级别干部的子女，每个周末从家里回来，不管带的是多高级的点心，都是放在一个柜子里，由全班的孩子分享。有一次，毛主席把金日成送给他的朝鲜苹果转送给了“八一学校”的孩子们，分到每个班级只有1个苹果，结果全班加上老师近30人，分1个苹果。我们用小刀把苹果切成小片，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1955年，唐香荣、唐凤彦、杨秀英先后离开了“八一学校”，之后再也没有见面。今年是“八一学校”60周年校庆。通过学校的帮助，4位老人在分离了半个世纪后，终于重新团聚。昨天，在相聚后，4位老人再次分开，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然而，她们的故事留了下来，还有她们在“八一学校”的快乐时光。
唐凤彦，73岁，住在天津河西区宾馆西路，从天津市河西区煤建公司退休；唐香荣，77岁，来自邯郸，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杨秀英，73岁，来自上海，退休前在上海园林设计院工作；陈翠英，73岁，来自河北省满城，退休前在河北省太行监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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