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职业不该成为子女升学的筹码

　　林建平

　　北京市教委今年就“小升初”

　　规定，学校只能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和成长记录册作为录取依据，任何学校不能要求学生提供各种竞赛证书、荣誉证书。为了和别的孩子有所区分，有些家长在孩子简历中特意注明父母的职业：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英语翻译”。

　　（5月28日《中国青年报》）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遗憾的是，国家财力有限，没法给每一名国民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粥少僧多”的局面必然使得一些人只能享受最起码的教育。那么，哪些人无法享受优质教育而哪些人又该享受呢？这的确是各方关注的问题。

　　作为家长，肯定迫切盼望自己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去享受优质教育。在孩子简历中特意注明父母职业，以加重孩子进入好学校的“砝码”，这也不难理解。但是，作为学校，却不能将家长职业、受教育情况等作为录取学生的衡量尺度。学校有义务和职责提供给每一名学生均等的入学机会，使他们享有相对平等的教育权。事实上，假如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机会依附于其父母的身份，这跟“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之公理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而现实是，目前不同区域、不同身份的公民所占有的教育资源并不公平。有些地方孩子能因父母是领导、教授或富翁，轻而易举地优先获得优质教育权，而另一些孩子却因父母是农民工或下岗工人等，出不起择校费，不但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甚至连基本的教育也无法实现。笔者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反差现象不可等闲视之，因为“父母职业绑架平等教育权”的现象，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业。可想而知，教育不公平的发展会使收入不公平不断出现“马太效应”，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从而导致人际矛盾、紧张、冲突的隐患，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教育发展有多快，只要国民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没缩小，就谈不上成功，更别说发生差距扩大，甚至部分人难以上学的反常现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应竭尽所能地扭转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状况，而不能加剧父母身份给孩子带来的优质教育权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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