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农村留守少年跳楼自杀 日记记录孤独心境

　　《瞭望》文章：农村留守少年内心的迷茫

　　辗转得到一位17岁留守少年自杀前的日记，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挣扎，引人深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黎明田刚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逃课、上网，让班主任挠头，长年在外务工的父母恨铁不成钢。

但这个表面强悍玩世不恭的高中生，却在2006年9月底从学校的宿舍楼上“纵身一跳”。晓陈（化名）留下的一本日记里，既流露出对传统意义上“好”的向往，也有与成人世界从价值观到沟通方式的断裂带来的迷茫。“六一”前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有关专家指出，这本留守少年日记透露出的强烈信号发人深省。

　　“我心情好差，觉得好孤独……”

　　晓陈是湖南隆回县万和实验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常与老师辩驳顶撞，却也是一个性格内向、自卑敏感的少年。

　　2006年9月16日下午，晓陈戴上好朋友作为生日礼物送的一条铁链子，与班主任发生冲突。班主任刘老师坚决要求摘掉他脖子上的铁链，他则坚持要老师提供学生不许带铁链子的理由，并一再强调校规上没有这样的规定。两人的对峙以晓陈无奈妥协告终，之后他写了检讨书贴到教室后墙上，并被要求在班会上作公开宣读。

　　之前，由于晓陈几次违反校纪，他与班主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在同年9月初一次逃课上网后，班主任通知了晓陈的父亲。父亲连夜赶回隆回县，严厉警告他，再不好好学习，就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这对晓陈来说是一连串的打击。他在日记里写道：“老爸也不要我了，家人都不要我了，难道我真的这样让他们伤心、讨嫌吗？他们真的要把我踢出去吗？”此后几天，晓陈的情绪极为低落，他在日记里反复写道：“我心情好差，觉得好孤独……我真的不想活了，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这个勇气。”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晓陈也曾试图“自救”。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打电话给远在广东的父亲。但他没有向父亲倾诉委屈与困惑的习惯，无法顺利开口告诉父亲他又犯了错误。

　　陈父说，电话中晓陈并没有异常话语，还向父亲表达要努力学习的决心，并请父亲放心。没曾想，几个小时后，他从学校宿舍楼上跳下。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曾伏云分析说，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引导他，帮助他放松一下压抑失落的情绪，晓陈也许就迈过了这个坎。在心理专家看来，自杀其实并不是人们理解中的一时冲动。虽然青少年自我认识能力差一些，比成年人更易走入“死胡同”，但只要还能找到一些活下去的希望，并不至于真的走上绝路。

　　“我这一生就为面子而活，但面子又没保全……”

　　这本从2006年7月24日开始的日记表明，自杀的念头曾在晓陈的脑海里久久盘旋，他不快乐，没有生活的目标，也体会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乐趣。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的心迹：“对于我来说，死早就不算什么了。因我早就没勇气没面子活了，只是厚着脸皮活。如果我和别人发生什么冲突，很可能就把他人搞死。我这一生就为面子而活，但面子又没保全，倒是白活了……”

　　类似的情绪记录在日记里反复出现。

　　7月27日：“暑假里，我总想到我下学期将会是什么样呢？我会不会太在乎我的自卑感呢？我又怎么和他人相处呢？我的成绩会怎样呢？老师对我会怎样呢？我都不放心，心里总是想。我应该时刻记住亲人们的期望，还有两年后的此时，可能会不好受的目光和面子。”

　　7月30日：“我一定不能让别人看扁。真的，爸，那时（指晓陈认为他的小姑父瞧不起他而偏爱他的哥哥时），我的心好难受，好痛。爸，你曾经多次跟我谈，我也知道假如我考不上大学的苦果。我知道那种苦果是我承受不了的。旁人的那种鄙视是我受不了的。让我也出来打苦工，我也是做不来的。我绝不能比别人差。我想过，我没考上，我会无脸，想解脱所有的困难，到时我就要上天。”

　　晓陈的同学刘洋（化名）说，晓陈出事后，老师同学们议论纷纷，很多人意外，都说性格那么“强悍”的学生，怎么会自杀？也有老师读过晓陈日记后感慨，这个学生原来是如此敏感、内向，内心隐藏着这么深的心事！

　　其实晓陈小时候能唱会跳。陈父说，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变得内向起来。晓陈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记述，“听老爸他们说，我小时候非常爱吵、爱闹，后来才慢慢地变得胆小、害怕、老实，不像人样的傻子了。之后又逐渐好转了些，直到高一，我个子长高了，长久以来压在我心上的一个旧缺点没了，才开始变得开放、大胆、交友了一些。”但父亲和家人要求晓陈，要把所有精力都投到学习上去。

　　常与晓陈一起玩的刘洋，言谈中有遮掩不住的忧郁。他说，书本电视都把少年时代描绘得色彩斑斓，但现实生活却压抑、枯燥，心里总是沉甸甸的。父母、学校、社会都让我们感到前途渺茫，兴趣、爱好都得让位于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期望。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高级心理保健师徐军看完晓陈的日记后作了这样的分析：“单一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往往迫使孩子只能从学习成绩中去获得被认可和成就感。晓陈的成绩其实并不算差，但又确实没达到大家对他的期望和要求。晓陈的悲剧根源，在于始终没有人去正面肯定他、鼓励他、引导他正确评价自己，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缺乏安全感，当他感觉到家庭、学校等外部环境对他的非正面评价，自我评价逐渐混乱，这更放大了他的心理负担。”

　　在教育专家眼里看来，晓陈跟老师斗嘴、逃课上网，一方面是寻求逃避，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借这种表现获得关注，稀释压在他心头的挫折感。

　　“很多事我不能跟他说，说了也没用。”

　　父母为了筹集晓陈和哥哥的学费，1998年以来，一直在广东打工做小生意。晓陈对父母的辛苦耳濡目染，内心里有对父母的体恤，也有愧疚。但父母和学校对他的期望和要求，与他内心的真正需求，发生了强烈碰撞与错位。

　　“明天要回家了，老爸又跟我说了一点关心我的话，最后问我：你不觉得我这样说厌烦吗？这句话很不好回，我想了一下说：‘你这样说，最让人厌烦。’他无语，也不再问。其实，他每次跟我谈人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事时，我一般都是静听不答。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我不能跟他说，说了也没用，只会让我更悲观。”

　　“老爸常常要我将所有的问题都告诉他。这次暑假到广州的时间里讲了一次，他们却又都反对我的所作所为，要我赶快去掉除读书以外的所有活动，只要我专心学习，像我哥哥那样。其实我并不希望像我哥哥那样的为人做事，只是希望有他那样的成绩。”

　　“我常想，我做的也许是正常的，是对的，是些不严重的小问题。我打算，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天，我要说服他，跟他好好谈一下这些话题。”

　　陈父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一直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关心这个小儿子。在晓陈最后的这个学期里，父子俩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保持电话联系，叮嘱儿子听老师的话，要抓紧时间学习。对于父母的期望，晓陈内心里并非不重视。在他的日记里，多次定下学习目标，要考到学校前20名。但没有实现的目标和考不上大学的可能，显然成了压在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甚至形成了恐惧心理。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没有老师不关心自己的学生。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忘了想一想，我们表现的这种爱和关心，是孩子真正想要的吗？是孩子能够接受的吗？”共青团湖南省委少工委副主任张建军反问。

　　晓陈究竟需要什么？日记中写道：“在这个时期里，让我感到安慰的也就只有叔叔。他在电话里激励我、鼓励我，让我有点学习的信心。真的我很感激他，至少他把他对我的关爱、对我的信心传递给了我，让我得到了些许安慰。还有大姑父，他为人正直，没有瞧得起哥哥瞧不起我的那种鄙视。”

　　曾伏云说，晓陈日记透露出强烈的信号，他心里渴望爱，渴望平等的关心和引导，渴望来自亲朋关爱的温暖和鼓励。这些青少年希望父母告诉他，他们爱他；希望父母能引导他们倾诉内心的想法和委屈，而不是凭长辈的身份以关心的方式把期望强加到他们头上。很多案例表明，只要能真正触及到青少年内心深处，爱比鞭策更能激起他们向上的积极性，再叛逆不羁的孩子，也会迅速回归到正常成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