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前的“人情债”
一位熟悉郑筱萸的人士称,郑在1994年前后从地方到北京做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背负了不少“人情债”。
上述人士表示,当时,原局长突然离退,留下了职位空缺,国家也有意向从地方挑选。
这位人士称,上述广州药企老总在当时召集了全国医药企业组团参加广交会,并且以每卖一张门票,另收200元的形式,从参会的药企中结集了大量资金,这笔资金很大一部分用来支持郑筱萸在北京“活动”。
据参与了当时操作票务的人士介绍,向国家上交的只是票面价值,这200元纯属额外收入,当时一共向全国参会药企卖出了1万张门票。
上述熟悉郑筱萸的人士说,而在此之前,郑筱萸也已经向这些企业“许愿”,将尽力满足这些企业的要求。“所以早在上任之前,郑筱萸就背上了巨大的‘人情债’,为他日后的案发,埋下了深根。”
在郑筱萸担任局长之后,1995~1996年间,国家出台新规定,要求干部轮换:机关干部轮换到企业中,企业老总轮换到机关中来。
任局长不久的郑筱萸,开始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内进行了一次大的人事调整,把曾经帮助他当选的人和关系亲密的心腹安插到药监系统内部来。药监局内部一些干部则被派到了企业中去。
在从企业调来的人中,一部分是之前就已经允诺“给官”的人,一部分则是郑筱萸自己想要“挖来”的心腹。当时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人不愿意来“做官”,郑筱萸则在将此人调来之前就给予许诺,有的是给地方好处,将会在企业的新药批文、注册审批、GMP认证等各方面都给予支持。
知情人士称,给予企业关照,最经常的事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经营上、生产上都给予支持,包括紧俏物资供应,保护独家经营许可,招标暗箱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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