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志愿成为习惯

　　■ 晓 晨/文

　　前段时间，朋友参观首都博物馆回来，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正在招募志愿者，我们都可以报名！”其欣喜，不亚于得到话剧《暗恋桃花源》的免费门票。

　　这位朋友是被我斥为“消费主义之魔头”的时尚杂志的编辑。不知道受到哪一阵风的熏染，忽然热衷于公益，到处搜罗招募志愿者的信息，那劲头，犹如谈论PRADA和香奈儿。

　　——某某放弃了上海的高薪，以世界宣明会志愿者的身份去云南德钦藏区当老师；某某正在苦练外语，报名冲刺北京奥运志愿者；某驴友加入“多背一公斤”给山区的小孩捐书；某某组织网友去顺义的太阳村与服刑人员子女做朋友——因为“某某”就是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所以听到这些消息比听到徐本禹到非洲做志愿者、李亚鹏发起成立嫣然天使基金还激动。

　　我们所看到的，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志愿情结，还是城市白领和小资阶层的谈资？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作了一个小样本调查。当身边这些鼓舞人心的个案放到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背景中时，我们发现，公众参与志愿的意识依然淡漠，甚至还有很多人不了解志愿者的精神内涵。在个别农民眼里，志愿者就是“雷锋、徐本禹和奥运”。

　　这个结果似乎与我们的体验有很大距离。这个结果令几位“土生土长”的同事打抱不平。“农民其实是最有志愿精神的！小时候，我妈妈不在家，我就在邻居家吃饭。”“在农村，哪个家庭婚丧嫁娶，村里人都来帮忙……”这种基于宗族和邻里关系的“互助”是不是志愿精神的一种体现？

　　徐永光、杨团等专家觉得这只是“互助”。“在农村，互助关系很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制度化、组织化的志愿者。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其实不乏志愿精神。当耶稣还没有出世，我们的先人就提出了“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道德的思想和主张。

　　在一次志愿者论坛上，钱理群对大学生说，老百姓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是一种宝贵的民间传统，比如右派下放到农村去，村里的老大爷召开全家会议，说“他是一个落难之人，我们要善待落难的人”。善待落难之人是古代侠义小说中经常提倡的行为，但是现在，这些文化已经随着农业文明土崩瓦解了。城市社区里，人们毗邻而居却互不相识，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无情，以至于北京西站发生了一个七旬老太痛苦呻吟而几个小时无人问津的事件。

　　传统的“义”正在消失，我们需要现代化的“互助”方式充当社会的润滑剂。于是，我们从西欧文明中找到了没有国界的志愿者。在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的社区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在2002年，在依法注册的志愿组织中，就有2000万至3000万的注册会员。而去年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奥运志愿者招募活动，在短短的8个月内，报名总人数就突破了48万。

　　这是一个进步，意味着我国的志愿者正在走向组织化和制度化。然而，注册志愿者数量的膨胀并不意味着志愿服务成比例地增长。很多志愿者，实际成了志愿服务领域的隐形人。

　　有个曾经体验过悉尼奥运会的记者说，印象最深的不是场馆里的志愿者，而是随处可见的赛场外的司机和市民的笑脸，他们没有志愿者的胸牌，但是只要你有需要，他们便会提供举手之劳的方便。

　　有人说，当志愿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刻意为之的“形式主义”的时候，志愿服务才算到达了一个真正理想的境界。的确，那种不经意间流出来的助人精神，更能形成人人都是志愿者的风景。

　　安妮宝贝在《莲花》里塑造了一个为西藏墨脱的孩子献身的志愿者，她的一段话令人感动：“我要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东西。尝试为身边的人服务，放低自己，有所付出。也许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滴水之力，对身边的世间推进并不大，这个世界将依旧由权力和欲望来颠覆，但我成全自己所感受到的指引。这仅是属于我自己的微小而真实的信念。”

　　是的，深入骨髓的志愿精神，不仅是我们立足于公益社会的筹码，还是我们认识生命的需要。

　　过劳模时代，我们像只陀螺整日转个不停，忙得无暇顾及他人的喜怒哀乐，更不能一日三省吾身，我们正在群体性地被异化，但是，纵使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注册志愿者，也请留住志愿精神，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微笑和举手之劳，便能让人觉得志愿已经深入我们的衣食住行和一言一行，那样，我们也能实现《中国青年志愿者宣言》中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真情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