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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楼阁:或许是明天的居所

  空中楼阁:或许是明天的居所

  没有想象,就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对于有着漫长的穴居经历的人类来说,在建筑方面的想象尤其重要。

  撰稿/沈嘉禄(记者)

  外滩18号。四楼。东方明珠镶嵌在东窗的铸铁框内。

这处约400平方米的空间,是一个前卫艺术的实验场所,《可实现的乌托邦——尤纳·弗莱德曼展》在这里举办。当记者进入这个空间时,颇感意外,如果不是展板上呈现出数十种关于未来建筑的草图,单凭纸盒子杂乱无章的堆砌、纸板筒竖成一个个建筑模型,柱子之间的网绳扯成一个空中楼阁,估计许多人会以为闯进了一个纸品公司的仓库。

  展览的策展人、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总监龚彦向《新民周刊》提示:网格中的数十个纸盒是可以任参观者随意搬移的,这也许最直接地解释了尤纳·弗莱德曼展关于未来建筑的设想。

  来自匈牙利的著名建筑大师尤纳·弗莱德曼已经离开上海。通过龚彦的越洋联络,这次采访通过互联网在三个人之间进行。

  从“移动建筑”到“空中城市”

  记者:龚彦,你是如何想到在上海办这样一个展览的?

  龚彦:认识尤纳是在2002年,这一年上海双年展的题目是“都市营造”。应邀参展的他在上海美术馆进门大厅的上方,用尼龙绳和弯曲的瓦楞纸支起了一座“空中城市”。这是双年展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作品,因为它与主题的紧密关系以及透露出来的人文关怀。回到法国后,我去了尤纳位于巴黎十五区的家,那可谓是另一次难忘的经历。150平方米的房间被各种作品、模型、纪念品、雕刻、挂件充塞,几乎没有落脚之地。尤纳告诉我:“每次进门,就仿佛打开了我的记忆库,是时间让我的屋子变得有意思,而不是空间。”

  记者:你在法国留学多年,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吧。

  龚彦:是的,从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那里获知的。这位85岁的老人向来低调行事,从不故意显露自己“移动建筑”鼻祖的身份。但是,我所崇拜的“建筑通讯”小组(Achigram)、“新陈代谢”小组、柯布西耶、简·布路维(Jean Prove)、库哈斯、哈迪德等建筑界风云人物,在尤纳嘴里却常常不值一提。应该说我早几年就开始酝酿在上海全面展示一下尤纳的建筑理念。我始终觉得这个展览需要的是一个理由,而不是名气……

  去年我参与了世博会的一些策划工作。怎样的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人在城市里还需要些什么?城市应该往哪个方向继续生长?这些问题让我意识到尤纳提出的对“建筑的权利”的思考,以及“城市如何为其使用者服务”、“城市建筑如何顺应个体的变化”等理念对当今中国城市的发展的意义。我想,展览的时机成熟了。

  记者:我注意到尤纳·弗莱德曼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并从布达佩斯科技大学毕业,然后到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深造,同时担任建筑师的工作。在1956年的第十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上,他向现代主义提出了质疑,首次展出“移动的家”,表达“可持续变化的建筑”需要一个“可变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由居住者决定的住宅与城市规划的理念。当年他才24岁,初露锋芒。也让我想起与上海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大师邬达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邬达克设计了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国际饭店、沐恩堂、大光明大戏院、刘家花园等著名建筑。至今还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命印记和骄傲。

  那么,从“移动建筑”到今天的“空中楼阁”,尤纳·弗莱德曼展在世界范围内对当代城市建筑的贡献如何评价?

  尤纳·弗莱德曼:我相信我在“移动建筑”和“空中城市”里提到的一些建议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建筑师们的共鸣。“居住者应该成为他们住宅的最终概念师”这一理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这意味着,首先,从建筑层面来看,建筑应该更容易调整,而不涉及造成大量浪费的拆除。其次,“跨越”(span-over)已存建筑的结构意味着一个利用“空中空间”,不打断已有场所连贯性的建筑概念。

  在黄浦江上建一座“桥镇”

  记者:尤纳·弗莱德曼先生,双年展的时候,您的作品并没有引起观众的特别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尤纳·弗莱德曼:2002年是我第一次来上海,送双年展的作品是我在巴黎凭借一张简单的上海地图酝酿而成的。在展览期间,由于没有机会展出我这个计划的基本原理草图(受到场地限制),导致一些观众无法明确理解我的建筑理念。

  记者:这些年里,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空间感变了,城市的速度也变了,人流更加密集,人的位置更加逼仄,你在建筑方面的乌托邦想法在上海这个新环境中有实现的可能吗?而且从你的角度来说,这个展览有多大的实现意义呢?

  尤纳·弗莱德曼:从2002年至今,短短几年,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变化感到十分震惊!

  不错,我也看到了上海确实很拥挤。不过我觉得,“空中城市”的原则将是对此现象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我觉得利用那些不超过8至10楼高度上的空间,能够扩充并诞生更多的必需居住空间。

  在本次展览中,我只是提供一些草图的影像资料,我在全世界办展都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让设计思想得到最简洁的表达就成功了。我很喜欢展览中我的草图、作品影像,还有巴黎我的个人住宅的呈现形式,以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们通过他们的想象和理解,对我模型的再创作。

  龚彦:我觉得这个展览的意义在于引进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数十年来,尤纳的思想启发了英国的“建筑电讯”、日本的“新陈代谢派”、黑川纪章、丹下健三、矶崎新等建筑师。我想用三个现场观众的反映来说明展览的意义:反映一:看不懂;反映二:能实现吗?反映三:中国需要这样的展览。

  的确,与以往的建筑展览相比,“可实现的乌托邦”没有展示具体现实的建筑图片或模型,而展示了尤纳的思想过程和理念。至于是否能实现,我想从技术角度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尤纳所使用的都不是什么先进技术,而是已经成熟多年的技术。能否实现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我们这个给予了“自由”,又开始害怕“自由”的人和社会。“这个展览的作品不可模仿、照抄!你只能带走一个思想的细胞。”这就是这个展览的意义,也是“乌托邦”的伟大意义所在。

  记者:尤纳·弗莱德曼先生,您对上海今天的民居和商业建筑,以及城市建筑布局、交通、公共空间有何评价及建议?

  尤纳·弗莱德曼:我觉得上海真正的中心是黄浦江。所以我认为,与其让黄浦江成为城市中心的“鸿沟”,不如让它成为浦东与浦西两岸的连接元素。这个连接元素将成为真正的“中心”:人们从外滩走到浦东。为江面上的人而建“桥镇”计划正好解释了我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2010世博览会将是推动这个中心的最好契机。由于世博园区的沿江地理位置,这个“桥镇中心”(或者各种桥)将可能成为现实。

  记者:是的,我已经注意到您的展览作品中,有些是专门为上海的明天而设计的,有些方案有趣而大胆。比如在外滩南京东路口和对面的国际会议中心之间建造一座横跨黄浦江的超级大桥,桥体两侧还有数不清的房间嵌在里面,这个方案如果付诸实践的话,对这座城市的布局会带来强烈的冲击。不过我要跟你说,在古代中国,早就建起了廊桥,上面有顶棚,两边有供行人休息的围廊,甚至开些店铺,起到集市的作用,湖南凤凰古镇的虹桥还保留着这样的格局。您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廊桥吗?

  尤纳·弗莱德曼:我听说过中国传统的廊桥,遗憾的是我没时间亲眼目睹。“可居住的桥”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的古老的建筑现象,比如18世纪的法国巴黎就曾出现过,如今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都保存有这样的廊桥。

  但是,我所建议的“桥镇”是把旧的想法转入新的技术中。

  这次从上海回到巴黎后,我继续做了五个不同的“桥镇”的示意模型。其中有: 传统的“空中城市”ville spatiale,“混合的空中城市”(dis-assembled ville spatiale),传统的“连接桥”(connector-bridge)和一座“步行桥”(promenade bridge)。

  这些桥的模型有助于把技术和概念同时视觉化,展现这些桥的美学可能性。我建议把这些基本的视觉形象作为一个竞赛项目的出发点,让中国年轻建筑师用他们的眼光和想法继续深化发展。这个竞赛的结果将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与公众见面,从而将获得来自不同家庭的回音,甚至各种实际的技术建议。

  世博会是可以狂想的契机

  记者:龚彦,我注意到你介绍尤纳时说他具有一种人文主义思想,那么在他的设计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龚彦:这个话题说来会很长,我简单说吧,现在城市的建筑往往强调或体现一种行政权威和资本力量,似乎有了钱和权,如何建造是他的事,那种对体量霸权的诉求很少顾及他者的心理感受和位置,城市里的居民只有被动购买或仰望的份。而尤纳的设计思想始终将居住者放在中心位置,他认为,只有将属于个人的家园还给个人,由他们自己决定随时可能的居住方式,城市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此次他重访上海,就拿着一份地图逛街,发现城市真是过于拥挤了,于是画了跨江大桥的草图,他甚至设想在高楼群的缝隙中建造一些供行人使用的输送电梯,改善公共交通状况。

  记者:尤纳似乎永远在纸上谈兵,他有没有将他的思想转化为现实作品?

  龚彦:在建筑界奔波60多年的尤纳,看重的是向世界贡献他闪亮的思想,所以至今只实现两个建筑,一个在法国的昂日(Anger),一个在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

  记者:今天我们上海的建筑界和艺术界应该如何看待尤纳·弗莱德曼的作品?你认为世博会场馆建设有无可能或必要引进他的想法和设计?本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宗旨,我们应该容纳这位大师的思想。你们的这个展览是否吸引了世博会相关人员的注意?

  龚彦:我想,尤纳提出的观点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最个体化的,正如展览中他的前言:“想像一栋房子,就好像想象整个世界……”我无法限定专业界对尤纳的看法,就像尤纳本人从未参加过任何“精英”团队那样。但是,谁又能抹杀他对世界建筑界做出的巨大思想贡献呢?合理的思想或形式往往因为其合理性而变得异常武断和不合理。展览中,我发现尤纳思想的交流对象似乎是在他之后的半个世纪。我还发现本次参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认真做笔记并购买尤纳的书籍。我想,这也许预示了一种更大、更远、更充满期待的力量吧。

  2010年,我们上海将迎来世博会,这是世界博览会历史上第一次把“城市”作为主题,表现了世博对人文的关怀。其实,在网络没有形成规模前,“世博会”何尝不是一种城市间“乌托邦”式的约定与聚会呢?我觉得,2010世博会是否能从城市的使用者、居住者或者参观者(世博会临时居民)角度出发,让世博园区成为民主、关爱、平等、和谐的实验区是成功的关键。而实现这些,园区的规划、建筑形态、空间分布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1970年,尤纳曾经受黑川纪章(1970日本大阪世博会规划师)之邀,为大阪世博会设计方案。当年,尤纳发明了“住宅书写器”(flatwriter),一个能根据不同参观者需要,归纳、制造、实现每个人的住宅梦想的计算机程序和显示系统。这个方案立即得到了IBM的积极支持与参与。但由于技术问题,那次与IBM的合作最终没能成功。第二年,IBM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PC机。

  所以,上海世博会是否能实现尤纳的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好举办世博的机会,让城市真正实现对它的缔造者——“人”的关怀,让“城市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城市不是强制、自诩、虚荣的,而是谦和、踏实、人性、充满活力的。这也是这次展览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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