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留给偷面包少女一点尊严

　　沈阳16岁的贫困少女黄绢（化名），因饥饿难忍在便民店内偷窃了一块面包，随即被店主发现。由于店老板反复声言要将此事告发学校，黄绢备感羞耻，留下一封遗书后自杀身亡。读到这则新闻，心情非常沉重。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香消玉殒，迫使人们在感慨之余反思我们的社会现实。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类似黄绢的经历，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那年冬天，我读初中二年级，周末放学后都会驻足于当地的新华书店。这家书店一二层摆放新书，三层打折销售历年积压的旧书。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拮据，但父母都很节省，给我买书的零用钱很少。我见店员监视不严，甚至有几分懈怠，就打起了偷书的主意。每回看中目标，就趁人不备将书夹在大衣内侧，然后大模大样地走下三楼。几次得手之后，便暗自庆幸，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作案手段也逐渐大胆起来。一次偷了本《杨贵妃传》（那是我刚开始对女人和历史感兴趣的年龄），觉得书瘾还没过够，又跑到一楼浏览了一番。待要离开时，服务员察觉有异，她猛然将展柜之间的板门一关，厉声喝道：“把书拿出来！”我想这下完了，乖乖交出赃物，静候发落。

　　不一会，书店经理走了过来，将我从围观的人群中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先是给我讲了一番道理，告诉我为什么偷书不对，怎样损害别人的利益。我当时头脑嗡嗡作响，基本上没有听进去多少，只希望他不要告诉家长和老师。这位大叔人倒是很和蔼，教训了我一番之后，说：“马上就快过年了，我也不想让你的父母和师长知道，免得你过不好年。一定记住，下不为例啊。”我连连点头，也没有问人家姓名，在羞愧中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不再发愁没钱买书，但那位经理做人的教导一直在我耳畔回响。试想，如果当初书店经理将此事告诉学校，我固然不至于自杀，但在同学中间也会抬不起头来，很可能被迫转学或是自暴自弃。一片阴霾由此终生留在心头。为此，多年来我对那位书店经理的宽容和体谅深怀感念。

　　还听说过一则相似的感人故事，是关于澳洲小提琴家布里奇斯的。布里奇斯少年时比我还胆大，曾偷偷跑进一栋公寓偷盗。当他潜入卧室时，突然发现一个女孩半躺在床上。女孩见到布里奇斯颇感惊恐，但随即微笑着问道：“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她接着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天。”那天下午，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当布里奇斯走出公寓，回头一望，发现那幢公寓楼只有四层。其实，女孩早就明白他是小偷，仍然体面地维护他的尊严。布里奇斯大为感动，据说在功成名就之后还以同样的方式帮助过梁上君子。

　　便民店的老板本来有机会像书店经理或布里奇斯一样善待黄绢。他却表现得毫无怜悯之心，最终造成了悲剧。从法理上讲，老板并没有错，他有权要求惩罚侵犯他权益的任何小偷；但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并不仅仅依靠法理，还有赖于情理。黄绢还是个成长中的柔弱女生，偶有错误，法虽不容，情有可原。

　　生存对于弱者总是艰难的，请留给他们一点起码的尊严。（田方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