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编辑的版面上发表了一篇《为“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鼓与呼》的时评。一位公交车司机看了之后打过电话来,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提出的涨工资措施,是否能真正得到落实,并说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两年不见增长却越来越少,原先还发的高温费、取暖费现在都不发了,能不能再就此说说。
我是一名地方都市报时评版的编辑,编这个版已有数年。经常接到让我们就某事再评一评的电话:
当评过“彭水诗案”中某些官员压制言论自由之后,本地的一位读者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遭遇比之“彭水诗案”中的秦中飞有过之而无不及,某派出所对他进行了更严重的权利侵害;
当评过某地公务员录取中存在不公现象后,一位考生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他儿子考公安部门,笔试、面试都过关了,却在政审、体检等环节给人为卡住了;
当评过某些单位劳动违法之后,在本地大医院和某国有银行工作的两名职工,分别打来电话,说她们是已“临时”干了好多年,单位却不给交养老保险,一抗争,单位却给小鞋穿,让去打扫卫生……
我知道,那些打电话给我的人,已穷尽了各种谋求解决的办法,差不多已是“穷途末路”,然而,我除了用苍白的语言向他们表示安慰之外,别无他法。毕竟,我主持的版面只是表达观点而已,冠冕一点说,也不过是起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作用,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提出疗救的办法,至于能否得到施行,则是另外一回事。
以时评的形式认识、解释世界,也可以说是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对于已被曝光并成为评论对象的具体事件而言,这种解释是可以迅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不过,对于未被曝光的同类事件来说,解释世界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却未必能触动那些侵害他人权利者——你解释你的,你批评你的,只要千方百计捂住了,谁又能奈我何?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种的无奈?不难看到,那些向我进行诉说的公众所面对的,要么是过分强势的公权力,要么是强大的垄断势力,要么是沿袭日久的制度弊病,作为个体的公众,缺乏与之进行博弈的本钱,他们在进行了种种努力而无果之后,将诉诸媒体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也经常无力——公权力的拥有者可随时直接或间接地发号施令,让监督胎死腹中;垄断势力则通过投放广告等对媒体进行俘获,或是利用其手中的丰富资源进行公关,将监督消弭于无形;某些制度弊病有时又不被允许进行探讨,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于是只能沉默。
当然,无奈并不意味着全是悲观。“彭水诗案”被曝光之后,“五河教师短信案”、“稷山文案”等多起类似事件,也随之见诸媒体,遭受舆论的猛烈抨击,就说明公众的权利意识正在苏醒。从这个角度来说,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距离是一个变量,唤醒的力度越大,就越有助于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
同时,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距离,也是衡量法治程度的一把标尺。(孙立忠)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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