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男婴的人-搜狐新闻

　　买卖男婴的人

　　一个多由乡亲组成的贩卖男婴网络，从黔桂滇买婴流向福建等地，涉案人员供述“孩子的父母都是自愿卖孩子的”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深度邮箱：shenduduzhe＠126.com

　　李绍萍看见法官走进昆明铁路公安处看守所的讯问室时，立即大哭，她的小姑子赵兰站在旁边，埋着头。

　　“我不是拐卖儿童罪。”李绍萍哭着说，“孩子的父母都是自愿卖孩子的，警方找到这些孩子也发现，他们在养父母那里生活得都非常好。我没想到做好事却成了犯罪。”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法官薛芳(化名)先后对赵兰和李绍萍宣读了判决书，并耐心地给李绍萍解释她为什么被判为拐卖儿童罪。宣判时间是2007年5月25日下午，距离李绍萍、赵兰被抓获的时间，已经一年多了。

　　2006年3月10日，在厦门至昆明的K232次列车上，乘警在车厢开展查缉工作时，发现李绍萍和赵兰神色紧张。经过询问，她们交代了从贵州省买婴儿至福建贩卖的事实。

　　后经李、赵二人的供述，警方破获了一起由多人组成的贩卖男婴的网络，并抓获包括李绍萍在内的12名涉案人员。他们从广西、贵州、云南购买男婴后，带到福建等地卖给他人抚养。昆明铁路运输法院因此判定他们构成拐卖儿童罪，李绍萍和吴应超是主犯，分别被判7年和6年的有期徒刑，其他人被判处5年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李绍萍、吴应超等涉案人员供述，他们并非贩卖男婴，而是帮助那些贫困家庭介绍男婴给他人抚养，孩子的父母都是自愿的。

　　和姨妈一起贩卖男婴

　　“我也想不通，我自己有5个孩子，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有时候，我真想自杀。”隔着栏杆，李绍萍向法官哭诉说。

　　李绍萍是贵州省普安县新店乡细汆村村民，1972年出生，小学二年级辍学。共育有3男2女，最大的孩子现年14岁，最小的现年3岁。

　　李一直在家务农。但2005年6月的一天，她的姨妈刘大燕在她家打电话给吴应超，谈贩卖男婴的事情。刘大燕走后，李就回拨给吴应超，说也想贩卖男婴。吴说，可以，有男婴就联系她，并让她准备好一万多元现金。

　　吴是贵州普安县新店乡烂木桥村农民。之前，吴应超听其表哥周德川(同村)说，可从广西人娄方海处买到男婴，周将娄的电话给了吴。吴在广西田林县高龙乡打工时曾认识一个叫“老尹”的人，他们经常联系，得知他也在贩卖男婴。

　　之后，娄方海和老尹(此人在逃)成为吴应超和李绍萍获得男婴的最主要的渠道。

　　在李绍萍与吴应超联系上不久，吴就打电话给李，让她带上15000元钱到新店乡。吴应超还同时约了刘大燕和小刀刀(都与李绍萍同村)，他们一起去广西田林县。吴应超找到娄方海，但娄方海手头只有一名婴儿，便卖给了刘大燕和小刀刀。娄方海原本打算再找一名男婴，但是没有找到。

　　娄方海，家住广西田林县高龙乡高郭村高郭屯，一直务农。

　　按照娄方海的说法，之前，吴应超和李绍萍等人曾到过他家，吃饭时，吴应超说合伙贩卖男婴，男婴由娄方海找。

　　此后，娄方海便以买牛的名义，四处打听哪里有男婴卖。他遇到了两个苗族人，王化合和侯忠仁。娄请他们吃饭，问他们有没有男婴卖，并留下电话。

　　两星期后，王化合打电话给娄说，贵州普安县某村(与广西西林县接壤)有一名刚出生7天的男婴，“因为超生，父母愿意卖孩子”，谈好的价格是7000元。娄方海赶到这个苗族家庭，看见正在坐月子的女人和脐带还没掉的男婴。

　　娄方海打电话给吴应超说明情况。吴吩咐娄方海，等脐带掉了，就把男婴送给他。娄方海付了7000元给孩子的父母，孩子仍由父母养着。

　　十几天后，娄方海让王化合将男婴带到那捞乡，并同时联系吴应超。男婴用三四件苗族衣服和一块红头巾包着，经检查，正常。娄给了王化合5000元。后来，吴应超给了娄方海共计1.3万元。也就是说，娄方海通过这名男婴获得1000元的报酬。

　　这名男婴正是刘大燕买下的那名男婴。

　　贩卖男婴呈现“村镇化”

　　李绍萍和吴应超扑了个空，于是，和刘大燕、小刀刀等人一起转到广西田林县。在田林县，他们遇到了吴应超的同村人田年方，田也购得一名男婴。

　　田年方认识福建省南安市大营镇的周英，她是贵州人，嫁到福建。

　　2004年7月，周英打电话给田年方，让他在贵州找一名女青年带到福建“嫁”给当地人，等钱到手后，再帮女青年跑回家。田找到了普安县青山镇的“小幺妹”，其丈夫正在监狱服刑。但他们到了福建后，周英却找不到买主。周英让一个叫做“阿平”的人帮忙，也没找到。

　　阿平也是嫁到福建的贵州人。阿平对田年方说，福建有许多人想买男婴，如果有男婴，她可以联系买主。田回到贵州后，四处打听，并结识了娄方海和老尹。

　　2004年7月份，在田林县高龙乡，经娄方海介绍，田以8600元的价格向当地一个姓杨的苗族家庭买了一名男婴。娄方海带着田年方到杨家，杨家的女人正在坐月子，她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后，将孩子交给田年方，并叮嘱他好好待孩子。

　　娄还介绍一名当地苗寨的妇女帮助田年方将男婴带到福建南安县，阿平介绍福建石狮的一名妇女，以12600元的价格买走。

　　田年方被抓获后，向警方检举：同村的周易妹、周德贵、邓百兴、刘建妹和尹江等人，都贩卖男婴，并都在娄方海处“拿货”，均卖到了福建。

　　田年方第二次贩卖男婴的时间就是2005年6月。他以10500元的价格向“老尹”购买了一名男婴，但在田林县，他遇到了吴应超和李绍萍。李和吴说，他们来了几天，但“没货”，让田将男婴转卖给他们。因为田和李绍萍是亲戚，田便将男婴以原价卖给了李绍萍和吴应超。

　　于是，吴应超、李绍萍、刘大燕和小刀刀等人一起奔赴福建。

　　这似乎是李绍萍的第一笔生意。

　　贫穷苗寨的“介绍者”

　　第一单生意，使李绍萍结识了娄方海。此后，李绍萍和吴应超既有合作贩卖婴儿，也有单独贩卖，但娄方海始终是李绍萍、吴应超最主要的男婴“货源”，被李绍萍称为“老板”。

　　当李绍萍得知自己被定为该案的“主犯”时，她哭着说，她不是“主犯”，主犯应该是“老板”娄方海。

　　但在昆明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中，娄方海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因为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娄方海参与贩卖一名男婴。

　　娄方海于2006年3月份被羁押，因此，2007年5月25日下午，在昆明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薛芳宣读完判决书后，趿着拖鞋、夹着一小卷行李的娄方海走出四面高墙的看守所，获得了自由。

　　事实上，娄方海在接受警方讯问时，承认自己贩卖过多名男婴。

　　娄方海无论是面对警方的讯问，还是面对记者的采访，都没有透露他是如何走上贩卖男婴道路的。但娄方海说，在广西、云南的苗族中，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出售亲生的男婴的现象。至于原因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娄方海曾经分别向西林县和田林县警方，举报过2起他人贩卖男婴的事件。

　　据娄方海供述，在卖给刘大燕男婴大约一个月后，王化合和侯忠仁打电话说又找到2名男婴，吴应超付了2.2万元，娄留下1000元，给了王化合2.1万元。两个月后，王、侯又打电话称，找到了2名男婴，后被李绍萍买走。

　　娄方海供述，他共贩卖了4次6名婴儿。

　　王、侯二人都是广西西林县那佐乡甘界村角落屯人。

　　2月13日，离2007年春节只有4天了，记者来到角落屯，找到王化合家，王的家人正在用一口大锅煮猪食，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新年的前3天，不做农活。但王化合并不在家，家人说，不知其去向。

　　2007年4月份，昆明铁路公安处的民警也来到角落屯，寻找王、侯，但王、侯二人一直没有回家。

　　附近的村民称，侯忠仁和王化合平时都很少在家。他们都知道王、侯贩卖男婴的事情，但孩子都是外地的，不是本村的。

　　王化合的父亲王清文，40多岁。据王清文介绍，王家有3亩田地，还有山地。农作物收入每年六七千元，他家还养了5头母牛，还养鸡。他家1年总收入将近2万元。而且，两三年以前，他们就免交农业税了。

　　“对比过去，现在的生活好多了，饭够吃，读书不成问题了。”王清文说。

　　甘界村支书侯金荣称，该村都是苗族，劳动力都在家种地，很少人外出打工，在最近几年，一个屯有四五个人外出打工。但因为文化水平低，难以找到工作，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难挣到。

　　而甘界村因为是某单位的扶贫点，所以比起周边的苗寨来，该村的生活水平已算比较好的。

　　收买男婴的家庭

　　2005年6月，李绍萍、吴应超、刘大燕和小刀刀一起，抱着收买的两名男婴奔赴福建南安市杨海仁家。

　　杨海仁，文盲，南安市金淘镇碧玉村村民。23岁前在家务农，之后在福建四处打工，30岁以后又回家务农。在打工时，杨认识了一个名叫“叶生礼”的男子。

　　杨海仁说，是叶生礼介绍他认识李绍萍的：几年前，叶生礼问他要不要老婆，杨说不要，但想买一个男孩，因为他只有2个女儿。2005年初，叶生礼向他介绍一个贵州的女人，即李绍萍。李说，如果想要买男婴就找她。

　　但叶生礼说，是杨海仁介绍他认识李绍萍的：2005年的一天，杨打电话给叶生礼说有“货”，叶来了之后，发现没有男婴，但见到了李绍萍，并留了电话。

　　2005年6月，当李绍萍等人找到杨海仁后，杨联系了叶生礼，叶带来买主。事前，杨海仁交代李绍萍等人说，买主来时，就说是自己生的或者是表妹生的，不要说买的。刘大燕买的男婴后以18000元卖出，吴应超和小刀刀将另一名男婴卖出。

　　此后，叶经常打电话给李绍萍说，如果有男婴，就带到福建省德化县去卖，价格更高。叶生礼是福建德化县三班镇儒坑村人，小学文化。

　　2006年正月初八，李绍萍打电话问叶生礼，有一名男婴，要不要。叶说，带过来看看，两天后，李绍萍带着一名约1个月大的男婴到叶家。叶联系了福建永春县达浦镇人潘树林，让他帮忙联系买家。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潘树林找到买家，约好在德化县森林公园见面。李绍萍与买家单独谈好价格，后给了叶280元介绍费。

　　其实，潘树林、叶生礼和杨海仁，以及一个叫“林炳坤”的当地人，都相互认识，他们都参与贩卖男婴，并相互介绍买家。

　　潘树林，中专毕业，在永春县达浦镇上开了一家诊所。潘树林说，当地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常有人问他，哪里可以买到男婴。在当地，购买男婴的现象已经很久了。据潘树林向警方交代，他参与贩卖了多名男婴，能想起来的是5次5名男婴。

　　李绍萍最后贩卖的2名男婴之一，就是通过潘树林找到林炳坤，林联系了与他同村(福建永春县莲壶镇美中村)的吕美椿。吕美椿只有一个时年17岁的女儿，老婆不能再生，很早就想买一名男婴抚养。吕美椿曾对林说，“你做生意，经常在外面跑动，如果遇到合适的(想出售男婴的)就介绍一下，不会亏待你的。”

　　李绍萍在向吕美椿出售男婴时说，家里已有3个孩子，这个是超生的，不能养，所以卖掉。吕美椿给了林炳坤500元的好处费。

　　2006年3月10日左右，吴应超又带着2名男婴，找到林炳坤，林将其中一名男婴介绍给同村的吕吉所，吕吉所的大儿子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吕在买回男婴时，并不知道男婴与卖者的真正关系。林还将另一名男婴介绍给德化县的一名买主，两次共获得1300元的好处费。

　　最后一次贩卖

　　李绍萍最后一次贩卖男婴的时间是2006年3月。

　　去年3月3日，李绍萍的干亲家谢华忠打电话给李绍萍称，在贵州普安，有一名2个月大的男婴，因为是“超生”，所以出售。李绍萍来到事先约定的普安县环城路一家小旅馆内，之后，一个40多岁的女人背着一个男婴进了旅馆。李绍萍以13200元的价格买下。

　　这家旅馆的房东，帮他们写了一份协议书：这个孩子是“李艳”所生，自愿交给别人扶养，与其他人无关。

　　接着，李绍萍约自己的小姑子赵兰一起到西林，找一个姓许的男子。李绍萍称，2006年正月，她去赶集，在寨子的路上捡到一个电话本，里面有很多电话是他们村的，还有2个是西林县的电话。她回家后试着拨打过去，打通了其中一个电话，就是这名姓许的男子。

　　李问他，是不是卖男婴的，许说是，还说现在就有，要不要。因此，李和赵兰去了西林。许某骑摩托车带着李绍萍到一户人家买下一名男婴，价格13000元。

　　3月8日，李绍萍和赵兰各抱一名男婴，坐火车奔向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浦镇的潘树林家。

　　潘树林打电话约人。李分别以26300元和25600元卖掉两名男婴，李分得49000元。3月10日，李、赵带着5万元现金和婴儿衣物、奶粉、白糖、奶瓶等用品，登上K232次厦门至昆明的列车，当列车运行到茂名至南宁间时，乘警发现李、赵二人神色紧张。后经盘问，赵兰交代其伙同李绍萍从贵州购买婴儿至福建贩卖的事实。

　　是“遗弃”罪还是“拐卖”罪

　　据李绍萍供述，她7次共贩卖了9名男婴，共获赃款82000元。但因为缺乏证据，法庭最后判定，李绍萍贩卖男婴4名，因此获判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万元。

　　在判决书中，同样作为主犯的吴应超，被判刑6年，并处罚金4万元。法院认定吴应超贩卖儿童一名，协助他人贩卖一名。但吴在向警方供述时，也交代贩卖了多名男婴。

　　另外10名涉案人员都因协助他人贩卖婴儿，被判处5年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公诉方指证他们参与贩卖男婴6名，但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述，他们贩卖的男婴远远不止这个数目，但由于证据完备的只有6名男婴，因此，公诉方只能对贩卖6名男婴的事实进行指证。”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法官薛芳说。

　　正是因为有人因重男轻女而想购买男婴抚养，同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云南等地，也有少数人因贫困，愿意出售亲生的男婴，再加上在介绍、买卖、中转等过程中产生了“利润”，因此形成了一个贩卖男婴的严密网络。

　　娄方海称，他曾带着警察到贵州普安县某村，找到那户曾经出售未满月男婴的家庭，而孩子的父母均不愿意再要回孩子。

　　因此，娄方海的辩护律师王书华认为，娄方海应该是遗弃罪的共犯，而不是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苗族父母应该出庭作证。

　　“但苗族父母没有出庭作证，公安部门也没有相关的证言，警方应该补充这方面的证据。”王书华说。

　　王书华称，不同的罪名，量刑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中国，遗弃罪比拐卖儿童罪的量刑要轻得多。如是遗弃罪，孩子的父母一般只会被罚款。

　　图：

　　在听判决的“贩婴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