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高丽“老实观”想到毛泽东器重的老实元帅

　　近日，新当选的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表示，自己深感责任重大，一定要紧紧依靠市委一班人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

　　张高丽表示一定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坚持“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节俭意识”的态度。这是党性的表现，能够有力地端正党风，从而锻造一支有战斗力、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干部队伍，不断推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造福民生。对此，的确值得欣慰，值得叫好！

　　由此，我想到了毛主席器重的“老实”元帅罗荣桓同志。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曾在回忆毛主席和罗荣桓的交往中谈到：“我这一生中直接同毛主席交谈就有两次，而这两次毛主席都反复强调荣桓老实。”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随后又任红四军政委。毛主席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林月琴说道：“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毛主席一生十分器重罗荣桓元帅，在其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内都睡不着觉，写成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老实”不仅仅指忠厚老成、规规矩矩，也不仅仅指在个人利益上能够让人，常常吃亏。其实，它的真正含义主要是“实事求是”，也就是陈云同志所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唯上、不唯书，并不是说不执行上级指示，不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罗荣桓对于上级的指示，只要是正确的，是经过努力便能办到的，便坚决去贯彻，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的关键时刻，林彪因敌人增兵四个师而一度犹豫，罗荣桓便对他进行了劝说，林彪终于坚定了攻锦的决心。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也说到：“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老实的表现。

　　然而，在当前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不愿意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或钻营取巧、溜须拍马；或说大话、空话，甚至是假话；或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屡屡出现执行力打折和政策截留等现象；或只说不干、只跑不干；或对于领导的指示盲目服从，不论对错与否。比如中央力主调控房价，可是很多地方房价还是一个劲的疯涨；数字注水、数字造假、数字出官禁而不绝；破坏生态环境，整治安全生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都是不“老实”的表现。可是，这些不“老实”的干部，往往在官场中却能连连提拔，青云直上，名利双收，享尽物质荣华，住豪宅、养情人，整天吃喝玩乐，有的买官卖官、收受贿赂，大搞腐败。如此干部，老百姓深恶痛绝，可又无可奈何，毕竟腐败是无法禁绝的。

　　而那些“老实”的官员们，因为“老实”，他们说了很多实话，办了很多实事，可是实话不一定中听，“忠耳逆言”嘛！有时说实话也是要勇气的。没有一个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有时说实话的干部也是没有好结果的，而勤勉于办实事的人往往不懂得“跑和说”的“奥妙”，所以“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吹的”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尽管老实干部政绩显著、民声鹊起，然而他们还是失去了许多提拔重用的机会，失去了大加发展的机会，失去了富裕安康的机会，有不少优秀的干部最终被发现时，竟然已是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前不久，胡锦涛提出要“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这是对于“老实”干部释放的一个强烈信号，表明了中央端正党风的决心，表明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要发展、要进步，没有实事有是的态度，没有一大批忠诚老实的干部队伍，是无法达到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也将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事业也会最终断送。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勇气和智慧，需要任劳任怨，需要淡泊名利，需要坚定为民信念，惟有如此，才会不计个人得失，才会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才会真正守住“老实”的信念和防线。如此，党和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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