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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画家已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可观的一个群体,也是个人化的开始。表面上,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最为接近;内容上,也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开始一代人的自由表达
本刊记者/何晓鹏(文) 刘震(摄影)
生于1978年的陈可,其作品两年前首次出现在拍场时,估价1.6万元的《洞穴的秘密》以3.8万余元成交。
在华辰油画部主管李峰的记忆里,陈可这样年轻艺术家,那时候拍场可选择的很少,不过四五位。
于今已大不同,华辰今年的春拍图录中,可以看到70年代生人的艺术家已有20多位。同时,在标榜只拍珍品的保利夜场,尹朝阳等70画家的作品赫然在列。
在口味保守和滞后的拍卖行,70艺术家已集体上位,不难想像,在更活跃的画廊和从事生产创作的艺术圈里,这些新生艺术家们已逐渐成为重要角色。
70画家,指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当代艺术家们,他们前拒五六十年代的“师兄”“师姐”,后攘早于他们而先声夺人的80一代。他们最大意义在于没有“意义”,前辈于哲学层面的痛苦与对社会的焦灼到他们这里已成强弩之末,而80一代玻璃般纯粹的表达,于他们又是小弟妹的梦幻呓语。
70画家已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可观的一个群体,他们整体气质独特,却又万紫千红,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在表面看起来最为接近;而且从他们开始,艺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功利,同时也消散了形而上的魂魄,成了艺术家个人的事儿。当然,70一批也正赶在了同期发展的艺术商业时代,彼此互相映衬着成长。
画家生活,随意而个人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生了个死孩子,浑身黑色的。我突然醒了,我在想,这个孩子死了,他去哪了?究竟有没有前世来生?上帝在吗?但我解释不清楚,只有把它做出来,以这个孩子的口吻说出来。”
这是吴笛的一件装置作品,玻璃钢制作的婴儿躺在一个医用器皿中,黑色的病例匣上写着——“我未曾用生命触摸这个世界/带我去哪儿/你不可知”。
婴儿并未如梦中所见做成黑色,吴笛觉得那样的感觉不适合她,她希望作品看上去是美的。
70年代末出生的吴笛给人感觉干净清爽,这与她作品的气质相符合,即便表现战争中的死难者,场面也有序且精致。
很多时候,吴笛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她的梦,或者是她的敏感。
“每年夏天都要修剪树枝,有一段时间,我就想修剪掉的是树的腿啊,胳膊啊,它们是不是很痛苦?”于是有了一组《逝》,那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和医疗器械的组合,手术刀旁的蛤蜊,被缝合的汉堡包,开肠破肚的面包扇着翅膀升天而去,“吃掉了,没有了,就死了,就升天了。”这是吴笛对生命救治的表达,俏皮而可爱。
“其实这些东西(《逝》)还是我个人的东西,一个人的个人东西你很难理解,这是自我的东西,没有共鸣。”吴笛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巧妙,很多时候,她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太私人化。
她在尽力寻找一些让大家产生共鸣的题材,或者是一些公共话题,比如通过“死孩子”来让大家思考堕胎。
与艺术圈内的人相比,吴笛的朋友更多来自于发型师、摄影师、广告界。整天讨论艺术,对她而言是个很累的事。在艺术上需要指导时,她更愿意通过阅读来完成这种追寻过程,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或现代派的大师对话,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到杜尚、安迪·沃霍尔??
与人们通常对艺术家的想像不同,也与前辈们不同,很多70年代的艺术家们似乎并不把职业艺术家当成大事,“我不是要一定成为职业艺术家,我没那么明确的想法”,事实上,吴笛从美院毕业至今干了很多跟创作无大关联的事,比如教教课,开个服装店之类,“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很多想法要尝试,如果不做作品了,我不甘心。”
而同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体力行者,早些的艺术家更多是把之作为一种职业来坚守。这是一种不同,70一代于艺术的进出似乎更加随意,在这个社会上有诸多的生存方式选择,职业艺术家只是其中之一。
艺术家与普通人的界限在70生人间更加模糊,很多时候,这些从事当代艺术的年轻人,看上就是普通的年轻人。
“抽离中心的一代”
在香港佳士得副总裁张嘉珍的眼中,中国当代艺术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等人为代表,他们对“文革”末期有深切的体验,作品中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的感觉。周春芽、曾梵志、刘小东、喻红等人则是第二批人,他们的作品远离宏大叙事,开始关注个体状态。而生于70年代的艺术家们则是又一代新人,他们生活在动漫年代,并从那里获得很多创作灵感。
70艺术家与从事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的老一辈艺术家们早已不搭界,“八五新潮”时对什么是艺术的追寻也不再被年轻艺术家们所关注,很多时候他们在描画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状态,表达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很多年轻画家,你要是问他这个作品是什么意思,他会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这么画。跟他们交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觉得艺术家多神秘,那种崇拜的感觉不会有了。”华辰油画部主管李峰说。
这种代与代之间的差异为批评家所关注,不久前的“2007北京798艺术节”中,艺术批评家朱其以“抽离中心的一代”为主题对一些“70后”画家作品进行集中展出,在这里,“中心”意指曾经无处不在的权力和权力压迫。
朱其把70年代生人的艺术家分为70前后和70后,界线为70年代中期。朱其觉得,从6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初出生的艺术家,他们不再具有集体主义理想,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理想,比如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获得个人成就,但之前艺术家具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集体文化的融入是70前后的艺术家所不再有的。“他们是个人化的开始,之前的人也许迫切希望拯救他人,而这些艺术家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好责任,管好自己,这个社会就好了。”
对于70年代中期出生的“70后”,朱其认为他们最大的特征是变得可爱化。觉得他们是无害的一代,对主流社会没有反抗和批判的倾向。他们不愤青,也不像刘小东那样有知识分子情结。与人类命运相比,他们更追求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成为穷人、边缘人,也不愿意为了进入主流社会而委屈自己。人格特质上不再有悲壮,不再有崇高,不再有英雄主义。他遇到困难,善于自我解脱,很幽默、很有情趣,能够开玩笑。对这些青年艺术家而言,能成为大师固然好,成不了大师也不着急。“这一代人,没有受过社会那种极端的压迫和压抑,成长过程中人性没有受到大的扭曲,跟上几代比,他们对社会没有那种不健康的心态,而更在意自己的人格发展。”
由一代人到一个人
这种对70艺术家特征的描绘,是这个时代年轻艺术家的整体气质,当然不能涵盖每一个青年艺术家、每一件作品。
对于从事艺术创作,吴笛有自己的认识,“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但在已经生活很好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大众性的问题。我不存在什么痛苦,生活非常优越,没有那么多挣扎,但现在慈善基金也好、帮助非洲也好、免债务也好,为什么艺术家不去做这些好事呢?为什么只是国家去做呢?”“我是不欠这个社会的,我对艺趺挥姓飧鲈鹑危俏乙膊豢赡芩担一鸵硐治业奈蘖摹⒉恍家还恕!?lt;/p>
吴笛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群年轻艺术家的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在以“抽离中心的一代”为主题的展览中,就可以看到极多风貌的作品,陈可、崔岫闻、李济开、尹朝阳、周文中等等,对于这些年轻艺术家,很难再像当初归纳“波普”“玩世”“新生代”那样划分流派。即便是被指“卡通一代”,也只是部分艺术家的风格表现。
这种多样性与人们的现代生活更为接近,某种情况下他们反映很多人的心声,尽管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在主观上未必能够把握到这样的深刻,但在客观呈现上,他们比以前的任何一代艺术家都表现得更加全面。
尽管如此,香港佳士得副总裁张嘉珍觉得,对于70画家做评价,现在为时尚早,从他们毕业开始,创作资历不过才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判定一个艺术家将来的发展是否被学术和市场上认可。
“他们的风格还在改变,对待年轻艺术家们,我们可以抱着纯粹欣赏的眼光,但对他们的作品价值作出判断还要把时间拉远来看,那时才会知道哪些人会在未来走得更远,哪些人会成为大师。”张嘉珍说。
但可以看到,以往的中国处于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中,从70艺术家开始,他们是一个大多数人的群体从原来体系中脱离出来,返还到国际社会这种体系中去。现在这个任务差不多完成了,对于群体性的关注会越来越让位于对于艺术家个体的关照。
虽然,在艺术上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只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这一代人而言,现在是他们创作力最活跃的时期,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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