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回忆“小道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美术系77级、78级的几名学生聚集郑州，共话当年高考情景

　　1977年，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的12月，全国570万名考生走进了封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这一年的高考，有太多的破例：破例在冬天考试；为解决纸张不足，破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考卷；迄今为止，这一年还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

　　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大河特别关注·恢复高考30年”系列报道，我们的目光从关注1977年的高考开始——

　　关键词背景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从田间地头、工厂矿山、绿色军营，从课堂、从家中，走进高考考场。此时，中国的高考已经中断了11年……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新中国诞生后的高考制度被废止。

　　从1966年至1971年，因为“文化大革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2年，高等学校陆续恢复招生，但必须“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许多人仍被挡在高校的大门之外。

　　1977年8月4日，当时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邓小平决定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时隔9天，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

　　9月19日，邓小平就招生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择优录取。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这一喜讯迅速通过广播、报纸、写信以及口头方式传遍大江南北，渴望高考的青年人欣喜若狂。

　　1977年12月10日，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久违的高考考场。

　　关键词回忆

　　“自从听了关于大学招生制度改革的广播后，我攻读数理化的劲头更足了。过去总是畏首畏尾的，不敢大胆学，现在我要理直气壮地往前闯了。”

　　——摘自张黎霞1977年10月26日的日记

　　4月13日，本报刊登的一纸“召集令”唤起了很多人尘封多年的回忆。53岁的张黎霞是解放军洛阳150医院的退休职工。看到“召集令”后，她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发黄的日记本，那些充满激情的文字让她仿佛重回青春岁月。

　　本报副总编辑王志杰则珍藏着两张准考证……

　　而“召集令”刊发的当天，在郑州市文化路，著名山水画家谢冰毅的家，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美术系77级、78级的几名学生，聚集到了一起，有两位专门从外地赶来。

　　“俺俩一个寝室，他俩一个班的”；“你咋跟上学时候一个样！”“在你面前，装也装不成了！”谢冰毅、林伟、王穗生、唐川府、赵阳、胥昌群、田志……虽然个个名头都是响当当的，但他们的欢声笑语中，话题最多的还是当年。

　　“小道消息”：要恢复高考了

　　“我提前就听说了要高考的消息”，已是国画大师的谢冰毅回忆起当年还有几分得意：“是小道消息”。(注：1977年12月份举行的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的文件才正式下达。)

　　谢冰毅的老家在开封双井巷，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也没有啥文化”。但他从小喜欢读书，喜欢画画。高中毕业后他当过代课老师，在一家皮鞋厂打过零工，“拉架子车、晒皮子、车间里剪皮子，啥都干过”。他还学拉二胡、练书法、不停地画画。“总想着能有一技之长，总想着能再多学点东西。”谢冰毅说。

　　1977年夏，一位好朋友告诉他：可能要恢复高考。“他父亲是开封师院政治系的教授，老团干，听说跟胡耀邦关系不错。”谢冰毅相信这一“小道消息”，他开始做准备。

　　终于，“小道消息”变成了广播中的新闻。“听到广播那天晚上，我和宏剑(注：王宏剑，著名油画家，清华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美术系77级学生)好好喝了一场”，谢冰毅回忆说：当时，俺俩都说“可兴咱了啊”——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想过还能考大学，还能上大学。

　　工厂干事：高考？试试去

　　“1977年，考前3个月我就听说要高考了。”提起1977年，大河报副总编辑王志杰开始动情，“一个小学同学是工农兵学员，他对我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也可以考大学！”

　　1977年，24岁的王志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第一瓷厂担任政治处干事，“以工代干”。他是1968年毕业的老初中生，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实际只读了一年初中”。

　　王志杰想参加高考，可他又觉得自己文化底子不行，不过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5毛钱的报名费，两张一寸照片，王志杰想也没想就报了名。“不管咋说，咱这辈子也算是参加过高考了。”

　　王穗生如今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教授，他和省书画院的画家林伟从小就是朋友。“俺俩住一个院，高中毕业了，一块儿在小学代课。体、音、美，啥都教。整天领着学生跑步、唱歌、描红。”1977年，从同学那里听到高考的消息，他们“激动啊，能有机会上大学了，能有老师教咱画画了，高兴啊！”

　　绝望知青：高考？不可能

　　“5年时间，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我都几乎绝望了。”52岁的赵阳已华发早生，回首当年他却心潮澎湃。

　　1977年，赵阳在信阳罗山县当插队知青。从郑州来到罗山，从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到日日在稻田劳作的农民，赵阳说他不知前途在何方。“要想离开，只能招工、参军，但那些名额不可能落到我们头上，出身不好，政审你就过不了。”

　　那一年的秋天，赵阳回郑州探亲，妈妈告诉他要高考了，让他好好复习复习，他的第一反应是：高考？不可能！

　　赵阳说，当时社会上流行“走后门”，为了能早日离开农村，许多知青都在千方百计“走后门”。他告诉妈妈：“就是能高考，不是还得有名额才能考？不是还得'走后门'？别想了。”

　　消息被证实后，赵阳激动了：“像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

　　“知青点的带队干部开会传达的。”胥昌群记得很清楚。1977年，他已在开封地区新郑县小乔公社插队两年，他所在的知青点有6个人。“带队干部在公社开完会，回来连夜就给我们传达，说大家又多了一条出路，争取每个人都参加。”这时，离考试只剩下14天时间，于是“赶紧写信，让家人寄书”。

　　“白专”战士：高考？真高兴

　　“自从听了关于大学招生制度改革的广播后，我攻读数理化的劲头更足了。过去总是畏首畏尾的，不敢大胆学，现在我要理直气壮地往前闯了。”1977年10月26日，张黎霞在日记中写道。

　　张黎霞是云南省蒙自县人，1970年，16岁的她参军来到云南边疆的一个山沟医院。

　　张黎霞说：“那时我虽然自称初中毕业，但因'停课闹革命'，天天学工学农学军，实际只读了一年半的初中。参军到医院后分到药房，天天与药品打交道，深感不懂数理化的艰难。”

　　在那个年代，学业务、学数理化是要被批判的，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随时都会落到头上。“不能明着学，我就暗中学。”张黎霞回忆说，“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迈进大学的门槛，用知识把我空虚的脑袋填充。”

　　但无情的现实将张黎霞上大学的梦想打得粉碎。张黎霞回忆说，当时推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大多数有志青年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我当时是一名大家公认的好学上进的青年，每次医院有了上大学的名额，我总能被群众推荐，但每次都因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失去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当听到高考的消息后，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30年过去了，张黎霞的声音里仍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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