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作家的1977：陈建功称妈妈逼我考大学

　　编者按：1977年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拥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使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我的1977》，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

　　陈建功：我妈逼我考大学

　　我本不愿考大学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逼的。

　　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嗦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那年我28岁。

　　如果不是“文革”，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煤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像一只四处乱钻的老鼠。

　　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而我，又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我坚决不再进考场，怄的就是这口气。我自负得很，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借给我读的。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文史我倒不怵，数学我已经10年没摸了。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然如坠五里雾中。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吃零蛋！

　　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啰嗦。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了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黄博文对我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我说，我教你一招儿: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我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黄莞尔一笑，说，我也教他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随后教了我一个“导数”的公式，告诉我只需把某数据放这儿，某数据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显得你有学问哪！”我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我的“导数公式”一显身手。

　　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我、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考完了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是黄博文。哈，我教他的“书信体”，派上了用场！考完了数学，拥抱他的，就是我了———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我得意洋洋。

　　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嗦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是吗？

　　几个月以后，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我才意识到，当初的自负是多么地可笑。

　　妈妈的啰嗦，真是伟大的啰嗦。

　　我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书。我不止一次写过这事，其中有篇散文的标题就是《想读书》。

　　中学毕业是1974年，那时候的程度非常低，差不多就是文盲了。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毕业，班上很多年龄略大一点的，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工作。他们很高兴，早工作早拿钱，日后的工龄也长了。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高中是两年半，整个高中期间，每年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还要军训，几乎没好好读过书。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是到临考试前背一下课本，当时能这么做，已经是好学生了。

　　我进工厂，应该说是皆大欢喜，虽然是个非常小的小厂，但是面对知青要下乡的大背景，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产生想读书的愿望，是在进了工厂以后。说老实话，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很快就会让人感到厌倦。那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读点书，想学点东西。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后来逐渐发展的，从一点点，到越来越厉害了，起来越没法克制。到最后，那愿望竟然会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那年头，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不少大队干部，也就是因为手上有着让别人上大学的名额，理直气壮地就把人家好端端的姑娘给睡了。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真遇到这样的事，怕是也不能幸免，想读书的念头太强烈了，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贞操诚可贵，大学价更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

　　想上大学，不想当工人，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记得当时很兴奋，一门心思想上大学，读什么无所谓。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没想明白。

　　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匆匆上阵，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结果还是落了榜。落榜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很糟糕，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只是个想读书的痴心汉，但是对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信心。我从来就不是个信心十足的人，如果我有信心，就不会出现又考取工人大学的那个波折。七七和七八两级学生之间，实际相差只有半年，而在这半年中，市机械局系统办了一个正式的工人大学，对各个工厂的青年工人招生。过去是厂里推荐，这次却要经过正经八百地报考。考上了，由厂里出钱，读三年，于是我就去考了，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热处理专业。

　　可最后并没有去读这个学校，事实上，我不过是去上了一天课。只记得那天去上课，感到很孤独，谁也不认识，下课时，别人都在那侃侃而谈，我却仿佛被谁遗弃了。第一天上课的感觉非常不好，热处理专业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冒了出来。过去，我只是单纯地想上大学，只要有书读就可以，现在，我突然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怀疑。面对前途，我感到一大片空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和这个专业没缘分。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没跟我父母商量，我性格中那种遇事不在乎的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天，我没去上课，而是去找我们的一个副厂长，问他我能不能不读这个学校。他开玩笑说:“钱都交上了，你怎么能不读呢？”我就说:“那钱我来赔好了。”他笑着说:“就你们家钱多！”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感激这位副厂长，因为他见我决心已定，突然话锋一转，很严肃地说:“说老实话，你不是这个才，要是让我讲真心话，你就不应该读这个学校，你可惜了，你不是这块料，你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也许，这位副厂长只是认为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我当时只是不想学热处理专业，想学什么不知道，不想学什么是清楚的。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台阶，这个学校配不上你。有他这句话，我很轻易地退了学。退了学，除了高考，我已没有别的退路，那时候的用功和发愤，自己想想都会感动。

　　七八年第二次考大学，考过之后，又闹了点笑话。那时候，南京大学发录取通知要比别的学校迟。分数早就知道了，还不算太差，我表姐对我讲，以这个分数肯定能取重点大学。渐渐地，周围的人都接到录取通知，我却一直没有消息。偏偏在这时候，我母亲单位接到一个电话，是南大招生的人打去的，问这有没有一个叫叶兆言的人，又说这孩子的眼睛不好，是不是因为小流氓打架。接电话的人跟我母亲关系不好，我母亲于是非常多疑，怕她在背后说儿子什么坏话。

　　我填志愿的时候都不知怎么填，有人告诉我多填点，把文史哲统统填上，越多越保险。按规定，考生只可以两个选择，我却听了这个，冒冒失失填了文史哲。当时想，录取什么就读什么，能进大学门就行。

　　结果是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了。能考上大学，真是件很快乐的事，在这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没法和它相比，甚至以后也没有。我填的志愿，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第二是复旦，第三是北师大，第四是华师大，最后一个是山东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只要一个不录取，后面的都可能出事。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拼命想上大学，另一方面非常幼稚，都不知道找懂行的人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