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1965年时4年大学3年闹“革命”

　　1965年：四年大学三年闹“革命”

　　人物档案

　　梁祖安，1965年考入贵州农学院，贞丰县畜牧局退休高级兽医师。

　　由于对专业不满意，梁祖安的命运，差点因一念之差而改变。

　　1965年，贞丰县还没有设高考考点，梁祖安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兴义一中参加高考。

考试科目有语文、政治、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六科，不分文理科，考生文科类科目分数高，就取文科专业，理科类分数高，就取理科类专业。志愿也是在高考前填报，每个考生可以填6所学校。

　　梁祖安记得，当时考场非常严格，一人一个座位，座位单行排列，一名主考官高坐在讲台上，几名监考老师在过道上来回走动，气氛十分紧张。考试时间结束，必须立即停笔，起身走人。

　　在梁祖安高考的那个年代，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并不多，录取比例大约是3：1。据梁祖安介绍，那时的中学管理很严，只要有一科不及格就留级，与他同届的同学，进入初中的有250人，到高一时还有40人，高二时还有26人，到高三时，就只有19人了。也就是说，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已经是很有出息的了。

　　那年高考，梁祖安和同学们为贞丰县教育局争足了面子：19个人一下考上8个本科，3个考上专科。“而这之前，贞丰县只是在1963年有一名学生考上贵州师院体育系！”说起这些，梁祖安至今仍然还很自豪。

　　但是，当拿到贵州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录取通知书时，梁祖安却后悔了，畜牧兽医，多土气的专业？当初梁祖安认为，不管怎么说，学工总比学农好嘛。所以填志愿时就想填工学院，但老师说：这几年贞丰都是“抹光头”，为保险起见，大家最好填报冷门。于是，梁祖安就报了农学院。“我当时想不通，不想去读书。”梁祖安说，他的想法被县教育局的领导知道后，以为他是经济困难读不起书，于是就补助了他10元钱。那时县里一个教师的工资，也只有19元钱。后来在父母的劝说下，梁祖安最终还是走进了大学校园。“要是当年固执己见，哪里还有书读喔！”

　　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梁祖安接受了非常正规的专业学习。没想到第二年，一切都被打乱了。随着文革的开始，学校停止了上课，师生都被卷入到运动中去，不少同学干脆回家去了。但梁祖安不能走，爱好音乐的他擅长黑管、小提琴、二胡，作为八大院校宣传队的乐手，他只能在学校闹革命。这一闹就闹了三年，1969年毕业后，等分配又等了一年，1970年分配到贞丰县畜牧局。“还好，最终得到的是本科文凭。”这让梁祖安多少有些安慰。

　　1974年：“推车”推进了大学校门

　　年过半百的郭正秋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1974年五六月份的一天，还在铁二局机械制造厂当车工的他看到厂区里贴出一纸通知，愿意读大学的请于某月某日参加考试。刚工作三年的他便去报了名。

　　考试科目共两门，就像今天的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题目出人意料地简单，其中一个题是“石灰发热是物理现象还是化学现象”。

　　考完试不久，郭正秋就代表厂篮球队到湖南打比赛了。7月份他突然接到一纸电报：“速回厂办理手续读大学！”真是喜从天降，要知道自己是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工人的儿子，只上了三年初中。

　　后来才知道，那年他误打误撞地考了前两名。而考试并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人代表、厂领导、局领导组成的“老中青”政审班子的审查。当时很看重家庭出身，首先要过政审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他顺利通过政审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一个休息天，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在厂区散步时，看到送到厂里修理的一台老解放在试车的时候突然发不动了，他想也不想地上前帮忙推车，衣服上沾了两大块油污。这一情景恰好被一个老工人看见了，而这个老工人正好是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关键时刻老工人“这个小伙子肯吃苦”，一句话让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郭正秋说，能考上前两名，还得感谢他生命中的一个贵人。1972年他从湘黔铁路工地调到机械厂工作时，与1965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的张利民同寝室，张利民借了本《范氏大代数》给他看，还让他有时间多学点东西。张利民的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多学点，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郭正秋至今记得，那年他兴冲冲地背着行李去报到，校门口挂的一个横幅让他热血沸腾：“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

　　第一年补习基础知识，从初中一年级补起，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让人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上学、自习的时间不少于14个小时。同学中有县委书记的儿子、公社书记的儿子、省政协副主席的孙子，但大多下过乡、当过工人、扛过枪，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进了学校发现什么都不懂，更觉得时间宝贵，有80%以上的同学非常认真。

　　有个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儿子，进校的时候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但是打篮球、踢足球、游泳、体操样样都行，还是校文艺骨干。

　　还有个农村来的同学，每天起床必喝二两酒才上课，毕业时连一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开，也算是比较另类的啦。

　　1977年毕业时，文革已经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同学们都想干一番事业，报效祖国。

　　郭正秋回到铁二局，先后参加了广旺线普济隧道全断面开挖，衡广复线的南岭、大瑶山、涟江口等隧道科研组。

　　他八十年代参加“国产设备考察组”，走访了很多厂家，碰到当年在学校的很多同学，有个姓胡的同学在南昌冶金研究所，搞架空索道研制，很有成就。在南昌矿山机械厂工作的欧阳很活跃，当时是团委书记，后来调到南昌市职工技协工作。在扬州冶金机械制造厂工作的何继长同学1980年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郭正秋自我评价，我们这帮工农兵学员，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那么浮躁，比起文革前的大学生来又缺乏他们的踏实和奉献精神，唯有尽最大的能力做好工作。

　　1977年：从工厂走进高考考场

　　王晓卫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被文革耽搁过。1965年，他刚上了一年初中就因文革中断了学习。随后，跟随声势浩大的知青队伍，怀揣激情，王晓卫被大卡车拉到了黄平农村。

　　那时候的他，有着很多美丽的遐想。原以为到了农村以后，可以搞篝火晚会，朗诵诗歌。没想到，刚到农村，他们就不得不投入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挣工分养活自己。毕竟，生活不是诗歌。

　　几年后，王晓卫回城进了工厂，当了干部。

　　到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已经有10年工龄了。

　　尽管30年过去了，但对于那段特殊的岁月，王晓卫却记忆犹新。1977年11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广播上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当即四处打听。 到贵阳市教育局报名后，王晓卫开始着手复习迎考。因为当时复习资料匮乏，而且时间仓促，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还请人作了些指点，拼命背公式，做试题。

　　一个月之后，王晓卫走进了考场，当时他已经25岁了。那一年，由于刚恢复高考，命题是由省里自己定的，考试科目除了数学，还有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几科。考场就设在当地中学，在王晓卫的记忆中，当年参加考试的考生大都年龄偏大，但大家都很自觉，考场秩序井然。

　　“试题不是很难，大题比较多。”王晓卫至今还记得当时语文考的命题作文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虽然政治色彩比较浓厚，但因为亲身经历了文革，写起来确实也有很多感触。”

　　次年1月，考试结果就出来了，王晓卫被贵州大学中文系录取。

　　恢复高考制度，让很多被文革耽搁的人走进了大学校园，王晓卫还记得，当年他们班60多名同学中，就分别有农民、干部、工人、运动员等身份，全班年龄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最小的也不过十七八岁，尽管彼此间年龄和阅历都相差极大，但相处得却很融洽。

　　当时，大学里的学习氛围非常好，或许是大家都想把失去的岁月补回来，在学习上，很主动。

　　“毕业后，大多数人进了机关，也有的到高校教书，现在几乎都成了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了。”王晓卫说。

　　1986年：复读———为了铁饭碗

　　1985年从贵阳八中毕业的成星，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年高考的文科录取比例是1：6。他考了373分，而当年的文科本科录取线是380分，7分之差，他与大学失之交臂。

　　怎么想到要复读？成星感慨地说：那个时代，多读书有固定工作啊！其实，我好想上班的。因为考试的失利，觉得很沮丧。读了十几年书，没有个结果。当时正好有个机会，一个熟人求我父亲帮忙，帮我找了个贵州电线厂当工人的指标。那时候找一个正式工作很难的，当不当工人，我倒没有想太多。

　　可是成星的想法遭到了父母的一致反对。成星的父亲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母亲也是师范专科毕业，在一所小学任教。成星的落榜，让两个老人觉得很没面子。他们决定让成星复读。几乎毫无商量的余地。

　　成星读的文科班有60个人，有一半没考上本科，复读的有10多个。成星来到了环西小学高考补习班。这里白天是小学教室，到了晚上，五六百个高考补习生分成十几个班，坐在狭窄的课桌前苦读。

　　成星那时候每天早上9点起床，白天在家复习，晚上到补习班读书。晚上9点半下课，回家要复习到12点，丝毫不敢放松。复读的压力是巨大的，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

　　“那时候社会上的大学生还是很有面子的，家里的孩子要是考取了大学，父母也很有面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一旦子女考不上，多半很难堪。我爸爸妈妈天天都在家说哪家子女又考取了什么学校，很心烦。感觉很压抑，毕竟是青春期。我曾经和两个同学在河滨公园喝光了1瓶白酒，醉了。感觉对前途很茫然，不知道复读一年还考不取会怎么样。当时还写了很多忧伤的诗。”

　　在一首《明天》的诗里，成星写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答案，只有悠悠的惆怅/难道生存的空间这么狭窄/容不下我这点微光？/明天，像梦一样/我站在十字路口旁/不知该往何处去/心里有着多少的凄凉……

　　读高中时的成星有很多爱好，打乒乓球——是八中校队的。喜欢音乐、文学，那时候疯狂喜欢刘文正和琼瑶，还有金庸。他的眼睛就是躲在被子里看小说变近视的。这些爱好在复读的时候不得不放弃了。

　　1986年，成星再次参加了高考。

　　成星说自己考完后人像垮了一样，那时的心情不知道怎么形容。考完以后根本不愿去想，向父母要了150元钱，和一个同学一起，到厦门玩了一个星期。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单独出远门，第一次喝可乐。

　　那年成星考了420分，超出本科线10分，考取了江西财经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进了大学以后，成星终于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了，比如踢球、看书、听音乐等等。毕业以后他回到贵阳，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一家端“铁饭碗”的单位，1998年下海做了自由职业者。作者：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