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华工三剑客”

　　【本文摘要】 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与TCL李东生、康佳原掌门陈伟荣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的同学，曾经三星同辉，如今却悲喜浮沉迥然不同……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因为它培养出了三位影响中国彩电业的企业家，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1978年高考时，三个从广东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从惠阳、罗定和海南岛考到了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当时陈伟荣考的是电工师资班，年龄较大，黄宏生和李东生则分别是班上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当年，考上大学时黄宏生和李东生都是18岁，陈伟荣比他们俩年长不少，也比他们成熟稳重，在学校对两位小兄弟照顾有加。三人当中黄宏生最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长的陈伟荣老成稳重；李东生则刚柔并济。不一样的性格也成就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毕业时各奔东西

　　1982年三人毕业后就各奔东西。

　　李东生选择了回惠州老家，当时的惠州很穷，但李东生主动选择了回惠州。李东生后来回忆说，中学时曾经以陈景润作为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因为从小学到中学，他的考试成绩在全年级经常拿第一，他希望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能出类拔萃，但是上大学后，发现成绩只处在中等水平，特别是第二个学期的一场疾病更使他在学习中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毕业时李东生做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实事。

　　李东生被分配到惠阳地区科委当机关干部，这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清闲工作。李东生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业，但那时已算是惠阳地区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与李东生一样，黄宏生在上完高中之后也曾在农村插队，据黄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班和下班就是上山和下山，一天来回大概要走四五个小时，就光走路都把你走死，所以我们非常羡慕拖拉机手。”但上大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拖拉机手的理想永远被他抛在了海南岛的山间农场。

　　毕业时，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个人业绩占公司半壁江山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享受副厅级待遇。这一年他年仅28岁。1988年，在同事的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到香港闯天下。1988年，一个小公司“创维”在香港诞生。“创维”最先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迈开创业的第一步。在几经挫折与磨难后，黄宏生把握住机会走上了彩电制造之路。

　　陈伟荣的经历没有两位小兄弟传奇，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深圳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到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经历了12个年头。不知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三个人虽然有着不同的成功经历，却走到了一个终点，都成为了中国彩电行业的大佬。

　　三星同辉

　　1993年，陈伟荣率先发力，开始了全国版图的扩张。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陈伟荣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康佳的总资产从1992年的5.49亿元提高到2000年上半年的89.13亿元；其彩电产量在1999年超越长虹，成为当时的“老大”；而康佳的产品，亦从彩电扩展到手机、影碟机、冰箱等等。

　　巧的是，同样是在1993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总经理，自己掌勺做菜，开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李东生的第一招是“消费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台TCL王牌71厘米大彩电，质量跟那上万元才买得到的画王、火箭炮相差无几，讲求实惠的国人纷纷抱回家里。仅在一次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上，订货总额就达到2亿元的天文数字。

　　与他的两个同学相比，黄宏生是进入彩电行业最晚的一个。1988年，黄宏生在从广州到深圳的107国道上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因为公路两旁的繁荣景象使他相信，这个世界的确不同了。下海后的黄宏生发现创业是何其艰难！学理工的他开始从最简单的电视遥控器做起。1990年，创维的销售额迎来了珍贵的第一个100万，成为了世界很多的电视机厂遥控器供应商。

　　此后的黄宏生迎来事业的第一个瓶颈。在茫茫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个机会降临。当时，香港全球供应的两大电视制造厂之一——讯科集团面临倒闭。黄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朋友，他希望他们来创维，但当时的创维是一个100多人的小企业，待遇不很高，所以谈判了几个月也谈不成。怎么办？黄宏生决定把15%的股权送给他们，换取他们的加盟，他们中有几个人正式加盟了创维。经过一段时间的产品设计，1992年在德国的展览会上创维接到了2万台电视机的订单，接着第二批5万台……1993年后创维电视开始全面走向世界。2000年4月，创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10亿港元。这为创维赢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2003年度，创维实现销售额120亿元，出口创汇2亿多美元，成绩相当骄人。

　　同室操戈

　　1998年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了一块广告牌。李东生的老同学陈伟荣不干了，派人赶制了一个更大的康佳广告牌，就堵在TCL集团的门口。李东生召集他的销售经理们一起去看看那块牌子，李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

　　市场不相信眼泪，自然更不相信同窗之谊，原来的同窗好友还是在市场上兵戎相见了。他们三个的杀手锏被概括为：黄宏生“一个一个挖人才”，陈伟荣“一项一项争第一”，李东生“一个一个搞兼并”，当然这些手段很多都是冲着同学的企业来的。

　　康佳当年把每年销售额的3%作为技术开发投入，每年的开发费用在两亿元以上，康佳奇迹般地创造了30多个彩电技术的全国第一。为了超过康佳，黄宏生从欧洲、日本和香港聘请近百名技术精英，专门成立创维电视研究中心，黄宏生把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调高到销售额的5%。在企业形象包装和广告炒作上，三家企业是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创维和TCL选择名牌名人效应的路子，创维曾请来张明敏唱出“中国心”，TCL王牌彩电则请“刘晓庆”出场回眸一笑。而康佳则致力于“希望小学”等公益事业，同样意在赢得民心。

　　2000年6月，面对共同的敌人长虹，三巨头还是坐下来搞了个峰会。陈伟荣总结说，“过去我们跟TCL、跟创维，真的是联系得很少，这回我们密切了联系。”当然这种基于利益的同盟是相当脆弱的，不长时间，康佳率先打破价格同盟，大幅降价。李东生对记者说，康佳降价也不跟他们打声招呼，“把哥儿几个给卖了。”

　　2000年以后，国内彩电市场明显供大于求，TCL和康佳同时开拓印度市场，两个人的价格战打到了国外。2002年，陈伟荣卸任后，市场上一度传闻TCL要收购康佳。最后，这场并购没有实现，如果真实现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同学各自会是怎样的心情。

　　再次分野

　　“三剑客”中年龄最大的陈伟荣在彩电行业中一度站得最高，但同样他也第一个黯然引退。1998年，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就已经超过消费能力1000万台，然而康佳却卯足了劲扩大规模，想在规模上超过长虹。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市场需求的预测与判断有误，导致产能和网络规模扩张太快，库存过多。在以后几年中，“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日益严重，终于造成今天深康佳的巨亏。2001年，康佳创始人陈伟荣向董事局递交了辞呈，同年6月，陈伟荣引退康佳。陈伟荣的引退，一方面是由于业绩下降，但更重要的是陈伟荣与大股东之间的嫌隙。在康佳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陈伟荣说服不了康佳决策层的各方力量，此时离去也许是最洒脱的解决办法。

　　从康佳引退后，陈伟荣找了几个博士在深圳默默运作一家元器件厂，主要产品是电视用的电容器，据说他以前的竞争对手许多成为他的客户，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两个同学。如今的陈伟荣非常低调，被外界评论为“卧薪尝胆”。

　　从现在看，李东生无疑是他们三个之中最成功的。2002年12月30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揭晓，李东生在连续三年被“候选”之后终于榜上有名。

　　与此相比，眼下最狼狈的要数黄宏生了。他的企业制度基础最好——纯粹的民营企业，后来又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从一开始他自己就牢牢控制着企业。正像黄宏生充满激情的性格，创维曾经用最短的时间跻身彩电四强，在三个人中发展的速度最快，当然个人财富也是攫取最快的一个——黄宏生家族在上市公司中占股77.45%。据业内专家评论，此次黄宏生栽跟头将会“动摇创维根基”。

　　　性格决定命运？

　　三个人都成功了，自然有他们的共同基因。比如信念、勤奋当然还有智慧。1973年，黄宏生上山下乡，在简陋的宿舍点着煤油灯看书，一打瞌睡竟然把头发烧了一片。黄宏生说他考上大学后，才第一次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当时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而刚参加工作的，李东生每天下班后，匆匆回家吃饭、洗澡，又赶回办公室看书。二十八九的青年了，在父母的催促下，谈了个女朋友，他却自我规定：每星期只准用一晚谈恋爱。有一次出去郊游用了一整天，他认为这相当于“两晚”，于是取消下个星期的“一晚”来补课实习。女朋友嗔怪他“有病”，他纠正说：“应该叫做精确。”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那一代人的幸运者，因为仅有一小部分人像他们一样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但是，他们身处逆境，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信念，又使这一切成为偶然中的必然，这在那样迷茫的年代和艰苦的环境里显得尤为难得。正像李东生说的，“尽管漫长的十年浩劫几乎荒废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

　　通过他们的创业过程，我们还是发现他们的明显区别，或许这正是决定他们命运分野的内在原因。

　　年龄最长的陈伟荣按部就班参加工作，从普通技术员一步一步做到了老总，给人的印象好像比较能“兼容”。但我们又发现，陈伟荣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许多时候做事是“赌气”。2000年，三个同学坐在一起，形成了“价格同盟”，但没多久陈伟荣率先打破承诺，大幅降价，并且没有与另外的两个同学通气，引起不满；2000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伟荣因为自己的企业在进军海外市场拖延，在人代会上“炮轰”广东有关部门的“官僚作风”。

　　其实，导致康佳大伤元气的是规模上得太快、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陈伟荣的“老大”情结：当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超过长虹做上行业老大。最后，他达到目的了，但正像倪润峰当时预言的那样，“谁酿的苦酒，谁吞下”。甚至连陈伟荣最后从康佳谢幕都带有一定的“负气”成分。当时陈伟荣承受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巨大压力，并且与集团的决策层在有关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歧，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集团CEO，但据说并没有实权，几个月后，他挂冠而去，悄悄到深圳独自创业去了。

　　三个同学中，只有黄宏生是中途下海创业成功的，他进入电视行业最晚，但发展最快，也是个人财富攫取最快的一个。当他的另外两个同学还在为国企打工的时候，黄宏生的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并且他的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拥有77.45%的股份，成为亿万富翁。他的企业最年轻，但发生的“轰动事件”最多。2000年，创造了创维销售奇迹的头号功臣陆华强率众“兵变”跳槽高路华，带走了创维内部共15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11位大片区的总经理，40多个中层管理人员，他还轰轰烈烈地与黄宏生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近，他在香港东窗事发，许多人推测是有人举报，因为“黄宏生树敌太多了”，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列出的“嫌疑人”就有长长的一大串……

　　黄宏生受到的指责大多与钱有关。是什么造成了黄宏生这一性格？有人认为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黄宏生出生于海南临高，他的童年及青年时代一直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30元，却要养活黄宏生弟妹三人外加一个阿婆。正因为经过那段艰苦岁月，黄宏生把财富看得极其宝贵，曾有一段时间，集团内部50万元以上的资金使用，都要由他亲自审定。一些细小的普通费用的支出，都要经他本人签字。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没有落脚之处，所以赚了第一桶金后，就马上买了一套房子。一同行说，他出差经常住招待所，吃的是普通盒饭，从不住三星级宾馆、不坐飞机的商务舱……

　　在“三剑客”前20年的较量中，李东生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在人生的长跑中，李东生越来越显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李东生说，他是一边学曾国藩一边学韦尔奇的“折中派”，这仿佛点出了他人生成功的密码。

　　熟悉李东生的人说，在媒体或者公众面前，他温和克制，谦恭有理，从来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他可以按照广告导演要求，不厌其烦地背上数遍台词，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配合拍摄一部公司宣传片。但在企业内部，他又强悍激进，脾气暴躁。据说很长一段时间，下面的人找他汇报工作，必须先找他的秘书问清楚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可以20多年如一日，在一个企业里脚踏实地地从最基层的修理工干起，但他的冒险精神也可以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收购欧洲老牌巨头汤姆逊，坐上了全球彩电业头把交椅，要知道这样的并购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可以几十年拿着国有企业的低薪，甚至到如今用着连彩屏都不是的普通手机，也可以推动企业的整体上市，一下子个人持股有市值超过6亿。

　　TCL的发展更理性、更善于变化。它不像康佳那样“好大喜功”，追求规模第一；也不像创维那样急功近利，追求财富第一。深谙处世之道的李东生深藏不露，但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与整个潮流相得益彰。成就李东生的两大创举国际化和整体上市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和国有大股东的鼎力支持，李东生做到了。我们联想陈伟荣、倪润峰、朱江洪的遭遇，就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