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谁还守法?加大惩治力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对重点用能单位和污染源要加强经常监督，对恶意排污行为实行重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治理水污染如何突破治污法规严重滞后这道坎呢？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该《方案》中具体提出，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将二氧化硫排污费由目前的每公斤0.63元分三年提高到每公斤1.26元。

同时，全面开征城市污水处理费并提高收费标准，吨水平均收费标准原则上不低于0.8元。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提供的情况显示，目前中国污水处理率和污水处理费严重偏低，36个大中城市污水处理率只有55％，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平均每吨0．67元，仅相当于处理成本的67％。其他600多座城市大多数没有建污水处理厂，许多城市没有征收污水处理费。

　　法规滞后

　　污染者责任难认定

　　进入5月以来，太湖蓝藻提前爆发，被太湖滋养了千百年的江苏无锡，以一场严重的用水危机，再次敲响了我国水环境危机的警钟。

　　沱江污染、松花江污染、北江污染……我国近年发生的污染事件多次刺痛我们的神经。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称，从2001年到2004年，全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

　　在环保人士看来，所有大规模的水污染几乎都由工业污染造成。比较一下松花江水污染与广东北江污染，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企业行为导致污染；企业都是临江而建；都是江河的下游城市受害、停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表示，就一般的环境污染案件而言，在污染物质较多的情况下，责任人是很难认定的。即使确定了污染物质，但排污企业又众多，仍很难认定他们之间的责任。有的企业达标排污但排污量很大，有的企业达标排污量很小，有的企业经常超标排污，它们的污染物聚集起来造成了污染，这些企业之间责任如何分配就成了难题。按连带责任的话，对那些达标排污的企业就不公平；要按按份额责任的话，每个企业之间的责任份额很难确定。

　　但是，汪劲认为，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方面，法律并不禁止超标排污，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即可。而通常这种排污费低于这个企业治理排污的成本，企业便宁愿超标排污了。而且，在个别情况下，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企业甚至不交纳超标排污费。这种具有主观过失的超标排污行为，远比无过失责任要严重。“同时，水污染存在跨流域的问题，上游和下游的不同主管部门容易推卸责任。”

　　守法成本高

　　致污染者“屡罚屡排”

　　一边治理，一边污染。困扰我国环境保护的这一怪圈，使一些企业形成“宁可受罚也不愿治污”的行为习惯，甚至出现“屡罚屡排”的不法行径。

　　以吉林省牛河水污染事件为例，肇事者长白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曾多次偷排污染物。而按照目前的法律政策，“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即便被环保部门抓到了，这家企业被罚款的额度最多就是10万元。而据专家介绍，这样规模的一家企业，治理成本一年下来肯定不止10万元。所以在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诱惑下，企业会一次次铤而走险。

　　再者，根据现有的法律，如果企业的排污行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成都川化集团造成的四川沱江特大污染事件，造成经济损失约2亿元。但是最后罚款和赔偿共约1200万。污染环境的代价低，正是企业不重视环保的症结所在。

　　与违法成本低相对应的，是守法成本过高。一是治污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高。以污水处理为例，造纸行业一套日处理能力为150吨的碱回收工程需投资近亿元，运行费用可占其销售总收入的10％以上。如此巨额投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是不太情愿付出的；二是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技术限制等因素，污染治理成本已远高于其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

　　破水污染困局

　　亟须“加大惩治力度”

　　既然违法者占便宜，守法者会吃亏，这就带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谁还守法呢？针对环保领域诸多违法违规行为禁而不止的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似乎成了唯一选择。

　　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增强法律刚性。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提出，法律法规的滞后性，造成了所规定的处罚金额与现行经济生活水平的不相适应。如果相对于违法者所取得的高额利润来说，处罚金额微不足道，就无法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事实上，不仅仅是“罚款”的问题，环境执法还要超越“权力”、“政策”这两道坎。

　　依据法律规定，对环境质量负责的是地方政府。如何突破地方保护主义是道坎。

　　刘明俊律师认为，政策导向限制了企业的治污积极性。他介绍说，环保产品与普通产品相比，在国家税收上没有优惠，让企业自掏腰包为“环保”埋单，这无疑限制了企业的治污积极性。同时，在行政管理上的限期治理制度中，决定部门是政府而非环保部门，于是某些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虑，对于限期治理后还不达标的企业并不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基于此，专家建议，我国应将环境建设与环境执法分开，把环境建设任务交给地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则专心履行执法职能，依法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国家还应加大对环保部门的财政投入，保证执法经费和执法人员的工资，减少环保部门对地方财政的依赖，让执法者“挺起腰杆说话”。（记者张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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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环境污染是官员职责范围内的事，须竭尽全力为之，否则就是不称职，根本就不应用纳税人的钱对他们进行悬赏。更何况，这些污染严重的城市几乎都是资源型重工业城市，治污任务十分艰巨，要想近期内摘掉“污染帽”比登天还难，相关官员难免产生“顶多拿不到奖金”的消极想法，从而当起撞钟和尚，反正工资、奖金、好处又不会少一个子儿。你说“重赏”治污能起什么作用？

　　应如何治污呢？我看应该变“重赏”为“重罚”，即把城市“污染帽”和官员头上的“乌纱帽”挂上钩，如果哪座城市不能在限期内摘掉“污染帽”，这座城市的相关官员就要主动摘下头上的“乌纱帽”走人。这样一来，那些戴着“污染帽”的城市的官员，就会没有退路，就只能背水一战，重拳出击，大力整治环境污染，死也要把头上的“耻辱帽”甩掉。这样，何愁城市空气不越来越清新，何愁城市天空不越来越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