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为什么水污染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马军:水污染得不到控制,是因为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导致“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比如嘉士伯在甘肃天水设立了一个啤酒厂,一直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对当地水源产生很大危害。但它就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它每年交2次罚款,一次5000元。而如果修一个污水处理厂,要390万。这就是为什么防污的动力严重不足。
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让这些公司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作为民间机构,我们没有权力对它进行罚款,但我们可以让公众了解这些企业出现了什么问题。信息公开之后,公众的压力也可以提升企业违法的成本。这也是我们创建“水污染地图”的初衷。
80家跨国公司被点名
《世界新闻报》:从你们的网站上看到,你们基本上是引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以及省级、地市级环保部门等官方的资料和数据。这是主要的数据来源吗?
马军:数据主要来自政府资料,我们几乎没用民间资料。水污染地图只是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列表。
这是我们民间机构做这件事的基础,没有政府数据,不可能制作出这个地图。如果由民间来查这些企业,首先人力、物力、财力达不到;其次,企业会质疑你有没有资质、能力和权力。但因为是官方数据,企业最后就认同了。
《世界新闻报》:在最新的“水污染地图”上,有多少家公司上榜?跨国公司有多少?
马军:现在是5500家企业,其中有80家跨国公司,如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他们对此的反应不大相同。不过,令我们高兴的是,目前已有30家公司找到我们。其中大多是跨国企业,比如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等。
在中国企业里,也有一些做出了反应,比如青岛啤酒、广东益达、今麦郎方便面等。他们解释说,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后来采取了什么措施。有些笼统地说已经治理好了,有些则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
不论如何,这是第一步,就是企业要正确面对公众对它的关注,不能回避。至于是否真的通过有效措施治理了污染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审核来判断。如果你想从水污染地图上撤下来,就要找第三方来审核。公司要出钱去找这样的机构做审核,但要在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之下。
这30家和我们联系的公司里,有6家在做第三方审核。以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为例,他们为此专门找了一家研究机构对我们公布的污染结果进行了研究和试验,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他们的测试报告。
《世界新闻报》:那些上了名单的企业是否都能接受?你本人和中心是否遭遇过一些极端的反应?
马军:还好,因为目前“水污染地图”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那么大的程度。我们在一些品牌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和公司里有影响,而这些公司常常比较理性,不大倾向采取那样的一些做法。但将来,我们或许也会遇到压力。
人物档案
马军,39岁,北京人。
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在《南华早报》任研究员。其间,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研究。
1999年,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
2006年,成立公益机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该中心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是国内第一个水污染数据库(www.ipe.org.cn)。
同年,荣获“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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