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对外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中国非常重视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问题，但是，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马凯认为，虽然中国不承担量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指标，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6月6日在德国召开的G8峰会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美国人在此之前就表示，美国想同中国沟通六国清洁能源合作设想，提倡技术路线，而不是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式）“责任优先”原则，减少发达国家的责任，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由于美国布什政府不愿意加入“京都议定书”下的全球环境框架，使得全球环境框架已经被迫转换为一个“自觉的、局部和破碎的行动纲领”。欧洲人和日本人都希望挽救这一颓势，由于欧洲和日本是最热心的鼓吹者，它们已经较高地承担其自身的全球义务。坦率地说，即使新的全球环境框架产生，将美国人纳入其中，那么从责任份额图表上看，日欧的责任不会“延伸”。也就是说，美国人要是想“卸掉”或摊薄全球环保责任，降低环保对其能源经济的负面影响，就必须要“转嫁”一些责任给其他国家（中国或者印度）。而这一思路的背后就是要更改“京都议定书”的前提原则。

　　“京都议定书”所遵循的是一种历史存量和历史公正的思维。温室气体排放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的全球大规模工业化，用历史累积的标准看，欧洲和美国无疑是最大的排放者，于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现在，美国人试图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它认为在环保问题上不应该采取追溯性的做法，而是采取“增量的责任制”。这一改变无疑是压迫中国这样高经济增长率、排放量急剧增加的国家。

　　美国的这种压迫是毫无道理的。从1903年到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3%，中国同期只占了7.6%。中国温室气体的增长量虽然很大，但人均却非常小。另外，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运用大量能耗来生产出口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制造了一些排放，这相当于用商品出口的方式帮助发达国家减少了其排放。所以，如果用公正和全面的指标来看待中国的气候责任的话，就像马凯说的那样，中国不应该承担“过早、过激、过高”的气候责任。

　　实际上，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环保行动纲领、标准和自动。最近国务院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首次明确国家以财政、税收、价格和金融等经济杠杆来促进节能目标（降低排放）的实现，2007年节能减排指标开始加码。如果2007年不进行强力改进的话，那么“十一五”规划可能无法完全达到。毫无疑问，2007年的“节能行动”可以视作一场重大的宏观调控，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污染类别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年增长率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增长率开始大规模降低，达到1.5%的水平，但是硫排放要比碳排放的形势严峻。中国的水污染进入了一个“稳定污染”水平，很难将污染水平降低下来。城市化和工业化对水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同时节约水资源的动力也是微弱的。鉴于中国水污染的严重性和扩大性，中国政府应该将降低“水污染”指标作为一个优先的指标，“排污”应该比“排放”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