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图)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朱清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康 健：北大附中校长

　　来源：南方周末

　　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

　　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

　　“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

　　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

　　南方周末：恢复高考三十年来，高考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

　　杨东平：已经做的改革集中在考试制度上。

最核心的，一是由一份考卷变成多份考卷，由原来的全国统一命题改为各省分别命题；二是基本模式没变，就是3＋X。

　　地方化的趋势是需要坚持的。全国那么多省份那么多考生，从长远来讲，地方化肯定更利于考试技术的提高。在科目改革上，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科目比较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后来越改越多。考试科目的改革是当前讨论比较多的。它应该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减轻学生负担，二是有效甄别人才。

　　朱清时：这么多年来的高考改革，大多停留在考试科目改革上，比如3＋X这些改变。但最致命的问题是一考定终身，这些没有改。原来考四门，现在三门，造成同学们只专心学这三门，会更偏科，而压力也没有减轻。

　　康健：只要你以分数作为标准，即使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现在的高考有文综、理综，但我们没有综合教育作基础，想在考试时实现综合是本末倒置。目前高中的文理分科早就过时了。现在的文理分科实际上是以理科作基础的，当你理科没希望的时候，你才去学文科。所以文科班里很多人都不适合学文科，真正适合的倒不去学文科了。现在哪门科目最重要？毫无疑问是中文，它传承民族精神，但我们的语文教育却变成了很狭隘的学科。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教育的发展去考虑考试，而是以考试来要求教育。

　　南方周末：那怎么改才能除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病

　　朱清时：高考的问题跟整个社会有关系。临时的解决办法是在高考独木桥还存在的情况下，把学生的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并重。但平时成绩一定要有可比性，需要公正，所以就需要统考，国家统考。如果哪个地区把高中的成绩变成统一出题，有可比性、程序公正的话，那我们学校去录取就很乐意一半按平时成绩一半按高考成绩。

　　全世界考大学大都是平时成绩和一次考试并重的。只不过他们的入学考试可以考几次，然后取一次最好的，我们平时成绩以前没有被重视，不走全世界通行的道路，这是高考制度上的弊病。

　　如何避免招生黑幕

　　南方周末：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录取环节对考试公平的影响是否更重要？

　　杨东平：对，这方面变革比较少。我个人认为，国立大学的本地学生超过30％就很不合适，因为它是国家资源办的大学。如果学校80％的投入来自中央政府，那就应该80％的招生面向全国，如果50％来自地方，也不能叫国立大学了，改名吧。这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个很大的讽刺，不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而只在一个省的范围内选拔。优质教育资源应该均衡化。

　　另外，学生在理论上可以填几个志愿，但事实上，第一个（志愿）是北大，如果没考上，第二个（志愿）是清华，也不会录取。填志愿成为一门学问，这完全是人为的。在西方国家，考生可以平行报很多学校，哈佛不要你，耶鲁可以录你，你自己根据奖学金和其他原因选择。

　　只有学生有选择权，才能造成高校有真正的竞争。一个优秀的高校，没有道理通过不让你报其他学校来保证自己的生源。平行填报志愿当然会增加成本，但这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它能真正促使学校改变对学生的态度。

　　朱清时：从目前看，平行填报志愿不具可操作性。每个学校的招生计划都定了，我们不能等到最后再来录，也许到最后学生都跑完了。要完全像国外那样，必须有国外的那套体系才行。我们没有条件让学生选来选去，高校毕竟是稀缺资源。如果报我们学校的学生同时报了其他学校，那我们就没法招了，我们不知道最后到底能招多少学生。

　　南方周末：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在部分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但很多学校却不愿行使这个自主权，为什么？

　　朱清时：自主招生是好事，但为什么有高校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学生优劣，就是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这些介绍好多是不公正的。我们情愿不行使自主权，因为最后都变成走后门，还不如大家都考试来得公平。

　　我们学校有5％的配额。我们对重点中学质量比较相信，在全国若干所重点中学选择。中学推荐的学生，我们只好相信，设计一次笔试摸摸底，如果觉得学生不错，承诺他报考中科大，过了重点线我们就录取。如果把握不大，我们就承诺高考给他加20分。但操作不很顺利，我们想招的，到时分数高就不来了。分不高的，我们也不太有把握，组织考试也不像高考那么严密。

　　南方周末：作为大学校长，你怎样看待“招生黑幕”？

　　朱清时：我知道有些家长为了孩子会不择手段。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我们学校派去面试的老师是随机抽取的，第一天抽到，第二天给他买上车票就去了，但也不能保证不出现非正常情况。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

　　南方周末：现在高中教育成了高考补习班，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也围着高考转，高考和基础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康健：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很少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发展、社会化，必须让他做一个健康的人，社会的人，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合格公民。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学校里非常基础的教育内容。

　　除此之外，基础教育也会给人生分流：一部分人升学，一部分人就业，一部分人继续接受职业教育。而现在的分流带有等级，最好的学生一定升学了，差一点的去职业学校了，再差的就去工作了。所以，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就成为主流学校，而职高就成二流。

　　南方周末：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

　　康健：看重啊，但“君子爱分，取之有道”，我们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

　　很多学校认为，增加课时，增加工作量，就能提高学习成绩。这个规律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认为：什么叫好老师？一堂课15分钟能讲完就是好老师。简单地增加课时不但不会提高成绩，还会增加孩子的厌学程度。

　　另外，我们不会强迫，甚至不会动员学生一定要报最高的志愿。相反，很多学校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将风险加在学生头上，牺牲学生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点，我们尊重高分生选择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过去我们一个学生喜欢袁隆平，特别想搞农业。他的分很高，但如果他选择了中国农业大学，而没有选择北大、清华，我们不会认为这不对。我们告诉孩子们：人生的理想、职业的追求重于高考的理想。

　　自由才能产生人才

　　南方周末：公众应以何种心态来对待高考？高考改革和我们的教育理念、人才观有什么样的关系？

　　康健：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所有人都健康发展，而不只是少数人。这不但不会阻碍天才的产生，反而还会给天才提供更好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天才一定更多，学生一定更优秀。我们在所有学生都享有充分学习空间的基础上，随便组织一个合唱团都能非常优秀，不应该把少数学生教成会唱歌而不会干别的。现在被动的学习压抑了很多人的创造性。

　　杨东平：我们提出的所有的改革，都不激进，公众可能会对高校增加自主权感到担忧，很多改革需要配套改革来完成，关键要有个目标，今天三加一，明天三加二，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只在技术上做改革，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改革理想。

　　南方周末：让学生负担这么重，是不是正常？

　　杨东平：西方教育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最初以神权为中心；工业革命后，知识教育为中心，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大规模、集体化地灌输知识；20世纪以后，杜威奠定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非常彻底的转变。

　　我们老是看到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很宽松，觉得不可理解。这种教育模式，围绕着儿童的需要来完成，儿童的需要有很多，比方健康的需要，合作能力的需要等等，都是青少年成长需要的知识，智育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转换在中国还没完成，1950年代批判杜威以后，我们移植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又是以知识为中心，跟杜威是对立的，在传统的模式下，说要减轻负担，实际上是很难的，知识为中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教育现代化这一课我们没补上。

　　朱清时：一考定终身选拔出来的学生有碰运气成分，又这么致命，所以学生心理压力很大。像我们中科大招来的人应该是高考最好的人，全国前几千名。但这些招来的学生不一定都行，有百分之十几的孩子，心理素质都有问题，因为中学阶段有巨大压力，需要很长时间心理恢复。我们希望招到心理素质、综合素质、领导才能都比较全面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