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文明行动
和汽车随意变线相比,插队、闯红灯、机动车不避让行人、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京骂、随地吐痰……更为人所熟知。一些陋习已追随中国人千百年。
奥运前夕,执政党正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将文明的意识、行动灌输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形象是个政治问题
布什政府一位重要官员曾警告他在保险界的朋友:不要在中国做汽车保险。
但对数百万北京驾驶员来说,“change a line”每天要重复无数次,习以为常。美国官员将他的感受告诉一位中国高官,后者不久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北京市民的不文明行为深恶痛绝。
来京三年的欧洲某著名通讯社女记者抱怨:“绿灯不一定代表安全,红灯时协管员竟会让你过马路,只要没有车。没有红绿灯的地方,车辆从来不让人。”
和汽车随意变线相比,插队、闯红灯、机动车不避让行人、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京骂、随地吐痰……更为人所熟知。一些陋习已追随中国人千百年。19世纪,华工随地吐痰,甚至成为排华法案背后的公众情绪之一。
一百多年后,奥运前夕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喜欢摇下车门,张开嘴,喷出一口痰。印刻在柏油路上的污迹,随处可见。上述中国高官担心,奥运时的几万名外国记者,将用镜头记录下这些行为。对北京来说,市民文明关乎形象,而形象又是个政治问题。
这一切都在改,在长安街,行人和自行车违章将不再免责。5月28日起,北京市开始对沿线各类交通违规行为进行严处;王府井十字路口,交通协管员阻止了欲从地面横穿长安街的行人——地上没有划斑马线,以往许多人都跟随车辆一起过红绿灯。
作为奥组委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不久前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榜。他发起了包括“排队日”、反对乱吐乱扔、反对出租车有臭味、要求提高英语水平和反对肮脏厕所等运动。
刘淇书记和他的同事力求让北京市民文明起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代》周刊说,“等于是要在中国首都进行一次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转变,以迎接奥运会。”刘淇在今年年初告诫他的同事,“必须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北京市文明办副主任郑默杰认为,“2008年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就像我们家里来客人,大家集中打扫一下,语言注意文明,没问题。大家也好面子啊,都爱国呀。这是咱们北京的特色。”
她说,“我们能动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发挥我们的组织优势”。
组织优势
根据官方计划,北京今年将开展五大文明行动,首先是让人们学会自觉排队。官方的指令要求市民排队,实属罕见。
“11”,形象地代表了排队的含义,“只要有两个人就需要排队,只要前面有一个人排队,后面就会跟着排队。”郑默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基层管理者们的努力从具体的一个个人开始。
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年初的2月11日,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的“排队日”。之后每月的这一天,“文明乘车监督员”和志愿者会到站台上,引导乘客排队。
5月21日清晨7点,南方周末记者乘坐1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从西三环的马官营公共汽车总站出发,沿途经停19个车站,最后抵达四惠站(东四环附近)。21个车站中有7个车站实现了排队。
每个车站都有“文明乘车监督员”,监督员们手舞三角旗,疏导乘客上下车。这个称号是北京市政府赋予的,他们代表政府“维系文明”,新职业始于2001年,文明办还专门成立了“乘车办”。4300多名“文明乘车监督员”,已覆盖北京五环以内50%的站台和一些郊区街道。
文明办官员说,“到奥运会开幕前,人数(监督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在北京的地铁里,自2月11日起,邢桂筠“丝毫不敢放松”。文明活动被地铁公司纳入考核体系,占30%-40%比重,实行“问责制”。这对邢桂筠而言是一个压力。每日上下班高峰,邢桂筠会亲自到建国门车站站台上协助工作。作为王府井站区的书记,她管辖5个车站。
在上下班高峰,车站一个小时最大的人流量高达五六万人次,经常险象环生,“掉高跟鞋的,丢孩子的,摔伤的……每次司机急得不行,门关了又开,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了。” 邢桂筠说。
曹丽一开始非常怀疑排队的可能性,曹是邢的下属,是建国门车站的负责人,“刚开始,好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排队。太费劲儿了”。第一个月,地铁站工作人员全体上站台,“每个车门都得有专人负责”。
慢慢地,排队给乘客带来了安全感,现在,列车在这个站只停留一分钟,5月20日上午8点左右,是客流高峰,邢桂筠掐表算,“现在乘客上下车时间平均只需要28秒。”
外国媒体的关注令曹丽很激动,“美国加拿大记者都来了,他们印象中,中国人乱哄哄没有秩序,谁也不敢相信中国人真排起队来了。”
在地面以上,继“排队日”之后,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启动了“治理乱吐乱扔”的活动。仅五一当日,天安门地区城管共纠正游客不文明行为两百多次。
强力推动
按照北京市的计划,到今年年底,窗口行业奥运培训的受训率将达到100%,所有人包括个体经营者都要接受培训,“文明”对这些行业来说不是“自觉”行为,而是强制性的。
地铁职员们最担心被投诉。以前检票口“不漏票就行了”,现在她们要改变 “僵硬的脸色”,挂上此前也许并不习惯的微笑;出租车都贴上了一张蓝色的条子,“勤刷牙,勤洗澡,勤更衣;勤打扫,勤通风,勤消毒,不在车内吸烟,不吃异味食品,不在车内夜宿。”
北京出租车行业4月起进行大规模整治,有异味的车辆将被召回整改。银建公司一出租车司机说,“现在要被交通执法队抓了,罚200,”还将接受公司教育,这一天,他们将无法正常工作,但给老板的“份钱”一分不少——至少100元。
管理出租车的运管局设计的社会信誉评价系统包含12项内容,的哥留长发、的姐戴大耳环甚至也被认为是“车容不整”。北京的哥向来以侃国家大事著称,但一些公司作了特别要求——热情豪爽,但要适度。一家公司还要求它的员工:只有新华社,没有路透社。
“不要谈政治,尤其是道听途说的消息,” 首汽“模范司机”于凯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平时有些牢骚,但在外国人面前,都很爱自己的城市,别人说还不高兴呢。”但司机们现在的一个难关是学英语,他们被要求学会200句外语。
在很多窗口行业,和出租车一样,都要学习英语,在2008年,北京市政当局希望,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地铁职员毫不讳言他们学英语的土方法——用汉语标注,然后死记硬背。
政府的窗口单位也不例外。北京市公安局纪委编写了小册子,对其下属窗口单位进行教育。内容包括他们征集来的群众欢迎使用的40句文明用语和10种文明行为,以及群众反感的90句不文明用语和30种不文明行为举止。对于不文明举止,“轻者批评教育并当场纠正,行为严重者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尴尬的文明监督者
但市民并不是可以轻易变成“文明人”的。神路街855路车站的两个监督员,费了一个多月,拉起绳子,才让人们排起队来。“司机还是抱怨:你们人一走队就散了。”
并不是所有监督员都能尽责。朝阳区乘车办的巡逻人员表示,监督员多为下岗或失业人员,属各区文明办管,每个月领500元。除此之外,没有三险,最近还发生了几起监督员挨打事件,“我们首先应让他们安全。”
长椿街路口的一个交通协管员,最大的体会是,“无论白领、金领,一上街素质都体现出来了。”他最开始也是坚持干预,但很快就放弃了,“人家跟你急”。
在不远处的闹市口,2004年底,曾发生保安为阻止违章过马路行人而被撞死的惨剧, 2005年,丰台区一名协管员因为劝阻行人不要横穿马路被砍死。
“我们只是临时工,500块钱那叫做补贴。”一交通协管员抱怨道。
白领云集的国贸汽车站也没有排队,这里的汽车无法停靠在指定白线处。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年初发布的, “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项目负责人沙莲香曾表示,“管理文明和市民文明应同步进行。比如,公共场所应当有必要的硬件设备。”
在“以人为本”背景下,罚款等手段越来越受到约束。城管局一工作人员说,被罚款的都是劝阻无效者。王府井路口的交警,对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无可奈何,“没带钱,你拿自行车怎么办?”
五一期间,城管部门在王府井大街就遭遇了尴尬,“这个地方硬件设施很好,没见到吐痰的。但偏偏有人走到执法者面前,故意吐了一口。”城管局一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市属的媒体每天以1到2个版面的规模在宣传文明礼仪。通过执政党强大的宣传攻势,近九成市民知道政府开展的文明礼仪教育,但在观察者看来,“知而不行”是最大的问题。
但在葛晨虹看来,市民在礼仪知识和实践方面还存在不同的差距。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副主任,葛负责一项名为《人文奥运与北京市民文明礼仪素质培育》的课题,她在提交的报告中给北京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以管促教,从管理要公民素质。
郑默杰坦言,和场馆建设相比,“人”的问题太难了。
“只能说为了奥运我们只能加速,但文明习惯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文明不仅仅是北京市民的问题,到西客站去看看,人山人海,来自四面八方,让他们排队,制止吐痰,多难啊!”
“外国人来北京看奥运会,是想看中国人的变化,而不是中国楼的变化。奥运会是一个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
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郑默杰说,一般说文明风尚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但留给刘淇和北京的时间只有7年。
上述欧洲通讯社女记者认为,“比如,你要劝告别人不吐痰,不是因为要开奥运会,而是告诉他这是不卫生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健康。”她希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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