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从季羡林求医记看中西医之别

　　中医治病，有两大方法论。一曰辨症施治；一曰整体思维。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辨别症状而后实施治疗，完全是正确的思维模式；各类病症，千差万别，连患者患什么病还没有搞清楚，何来对症下药？为什么中医也能医治一些“小病”，因为中医也在一定程度讲究调查研究，讲究“望、闻、问、切”。

　　但是，中医所标榜的“整体”思维，就不敢恭维了！中医经常批评西医的思维模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却能看到人的“整体”；有些科学文化人更把西医的思维模式批评为“还元论”，把中医的思维模式吹捧为更科学的“系统论”。他们所持的一个理由是：辩证法提倡“全面地”看问题，而“还元论”却提倡“割裂地”（？！）看问题。

　　为了突出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更符合于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在解放后出版的许多中医的典籍里，干脆就把中医古书里写上的辨症施治一词，偷偷改为辩证施治，理由是症、证二词可以通用；但是，为什么把辨别之辨，改为辩论之辩，却不作任何解释！仿佛中医的思维模式，是在“辩论”之中前进的！有相当一些人受骗上当，（包括何某人），以为中医从来是讲究辩证思维的，其实是一种“牵强附会”！

　　需要澄清的是：中医所推崇的“整体”思维和人们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完全是两件事！

　　唯物辩证法的确提倡要从事物的全面联系和变化发展看问题，但是唯物辩证法更看重的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在研究某个具体事物的时候，要把组成这一事物的各种相互关联着的各种因素一一探讨清楚，同时还要从全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将这一“把握”称之为“整体”思维，但这是建筑在“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基础上的“整体”思维。所谓“还元论”其实就是要对事物的每一部分都作具体的分析，没有这种具体的分析，就谈不上什么整体的综合。

　　问题是，中医所谓的“整体”思维，只是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什么阴、阳、虚、实、水、火、湿、热等大说一通，然后就此开方下药！至于病人所患的疾病何在，并不能真正诊断清楚。其结果是：有时中医也能治好病，但说不清楚为什么能治好病，（其实，有些病，不治也能好）；有时中医治不了某些病，但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病是不治之病！准确地说，中医的治病模式，远不是辩证法所提倡的整体思维，而是一种笼统思维！

　　有些中医的吹捧者说，“西医也有治不了的病”。的确，现代医学并不能治所有的病！但西医的长处就在于它能告诉你，为什么你的病是不治之症，也能告诉你为什么某些药物和手术能治疗你的病。例如，心血器管的疾病往往被认为“难治之症”，但是，现代医疗手段却能将致病之原——血管狭小等因素查得清清楚楚，有时放几个“支架”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因某种原因不能用“支架”来扩充血管中的狭窄部分，它也能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放“支架”。

　　其实，连中医自己也说：“医者，意也”；“医者，艺也”；有时又说“医者，易也”！其实，中国的《易经》，是一部讲占卜的书。《易经》似乎也探讨了不少的辩证法，但总的来说，《易经》中的辩证法，大多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就曾深刻地说过，“我的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正相反对！”“医者，易也”的提法，正好表明中医所遵循的思维模式，是“倒立着”的唯心辩证法！

　　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中医只有10%的精华，而糟粕却要占到90%！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一“笼统”思维至今仍是中医学里的“主导”思维！这一思维模式往往使病人不能得到正确的及时的诊断，或用错了药，或延误了治疗的时机。

　　为什么“林妹妹”陈晓旭年仅42岁，就会因乳腺癌而英年早逝？其实，乳腺癌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未到癌症晚期（亦即尚未大面积扩散到其它部分），完全可以用“开刀+放疗”，或“开刀+化疗”来解决，甚至不开刀就能治疗。但如果信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以为“抓点中药”就能治好，一旦癌症全身扩散那就“回天乏术”了！现在网上和某些报刊，为中医未能治好“林妹妹”的乳腺癌而“鸣冤叫屈”！理由是癌症是不治之症，只不过是中医碰上了这种不治之症！其实，“林妹妹”到了癌症晚期也曾找过西医，西医也未能治好处于晚期的乳腺癌！但是西医会明明白白告诉你，为什么癌症的早期甚而是中期，还可以手术治疗，而晚期却无法治疗！但如果“林妹妹”患上了乳腺癌，却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因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那就不能认为是中医害了“林妹妹”了！

　　现在一些人在网上批评何某人“全盘打倒中医”，“粗暴判定中医”，有些人还在报刊上批评何某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李逵”。其实，何某人只想打倒中医中“属于90%的糟粕”，因为这些“糟粕”确实对社会公众构成危害！——所谓“全盘打倒中医”，“粗暴判定中医”，所谓不分青红皂白的“李逵”，只不过这些人无法回答我们的质疑，而拿出的一顶帽子。——明明中医没有能力对乳腺癌进行科学的诊断，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中药能治好乳腺癌，但却宣称中医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为什么这里对“疑”字打了一个引号？“疑”者，弄不清楚之谓也。你连病症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竟然敢于宣称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为什么何某人要拿“林妹妹”说事，原因就在于“林妹妹”是一大批受害人群中的一位。

　　最近读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的在2007年1月出版的《病榻杂记》。此书有一大“亮点”，——季老先生竟在书中写了长长的一节，“辞国学大师”！但令人更感兴趣的，是季老先生回顾了他先请中医，后请西医，治疗“癣疥之疾”的经历。由于这完全是纪实的文字，而且季老先生秉笔直书，指名道姓，不夸大其词，也不为贤者讳。所以，将在下面摘录一些有关段，并略加评注，也许有助于澄清人们对中、西医问题的认识。

　　“大概在两年前，全身忽然发痒，夜里更厉害。我对病的政策一向是拖。但是，看来病的劲比我大，决心似乎也大。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屈服吧。屈服的表现就是到了西苑医院。”

　　“西苑医院几乎同北大是邻居。在全国中医院中广有名声。而且那里有一位大夫是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他就是邹大夫。从第一次看病起，我就发现邹大夫的一些特点。他对病人笑容满面，和颜悦色，一点大夫容易有的超自信都不见踪影。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医德’。在治疗过程中，医德和医术恐怕要平分秋色吧。我把我的病情向邹大夫报告清楚，并把手臂上的小红点指给他看。他伸手摸了摸，号了号脉，然后给我开了一服中药。回家煎服，没有几天，小红点逐渐消失了。不过身上的痒还没有停止。这样对付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能把病拖垮，病却似乎要占上风。我两个手心里忽然长出了一层小疙瘩，有点痒，摸上去皮粗，极不舒服。这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拖病政策失败了，赶快回心向善，改弦更张吧。于是，又由玉洁和杨锐陪伴着走进了邹大夫的诊室。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典型的湿疹！’又站起来，站在椅子背后，面对我说：‘给你吃一服苦药，很苦很苦的！’取药回家，煎服以后，果然是很苦很苦。我服药虽非老将，但生平也服了不少。像这样的苦药还从来没有服过。我服药一向以勇士自居，不管是丸药还是汤药，我向来不问什么味道。拿来便吃，眉头从没有皱过。但是，这一次碰到邹大夫的‘苦药’，我才真算是碰到克星。药杯到口，苦气猛冲，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解万难，几口喝净，又赶快要来冰糖两块，以打扫战场。”

　　“服药以后，一两天内，双手手心皮肤下大面积地充水。然后又转到手背，在手背和十个指头上到处起水泡，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但是泡里的水势都异常旺盛，不慎碰破，水能够滋出很远很远，有时候滋到头上和脸上。有时候我感到非常腻味，便起用了老办法，土办法：用消过毒的针把水泡刺穿，放水流出。然而殊不知这水泡斗争性极强，元气淋漓。你把它刺破水出，但立即又充满了水，让你刺不胜刺。有时候半夜醒来，瞥见手上的水泡——我在这里补一句，脚上后来也长起了水泡——，心里别扭得不能入睡，便起身挑灯夜战。手持我的金箍狼牙棒，对水泡一一宣战。有时候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只能刺破一小部分，人极疲烦，只好废然而止。第二天早晨起来，又看到满手的水泡颗粒饱圆，森然列队，向我示威。我连剩勇都没有了，只能徒唤负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败兵之将，不敢言战矣。”

　　“不敢言战，是不行的。我于是又想到了邹铭西大夫。邹大夫看了看我的双手，用指头戳了戳什么地方，用手指着我左手腕骨上的几个小水泡，邹大夫面色很严肃，说道：‘水泡一旦扩张到了咽喉，事情就不好办了！’此时，邹大夫的表情更严肃了。‘赶快到大医院去住院观察！’只可惜我没有立即执行，结果惹起了一场颇带些危险性的大患。”

　　“张衡，是我山东大学的小校友。7月27日晚上，我已经睡下，小校友张衡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手里拿着白矾和中草药。他立即把中药熬好，倒在脸盆里，让我先把双手泡进去，泡一会儿，把手上的血淋淋的水泡都用白矾末埋起来。双脚也照此处理，然后把手脚用布缠起来，我不太安然地进入睡乡。第二天早晨一看，白矾末确实起了作用，它把水泡粘住或糊住了一部分，似乎是凝结了。然而，且慢高兴，从白矾的下面或旁边又突出了一个更大的水泡，生意盎然，笑傲东风。我看了真啼笑皆非。”

　　“张衡决不是鲁莽的人，他这一套做法是有根据的。他这一套似乎是民间验方和中医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我的观察，一开始他信心十足，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端，用不着担心。但是，试了几次之后，他的锐气也动摇了。有一天晚上，他也提出了进医院观察的建议，他同邹大夫成了‘同志’了。可惜我没有立即成为他们的‘同志’，我不想进医院。”

　　“在从那时以后的十几二十天里是我一生思想感情最复杂最矛盾困惑的时期之一。中国人常使用一个词儿‘癣疥之疾’，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自己患的正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张衡就曾说过，只要撒上白矾末，第二天就能一切复原。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水泡的声威与日俱增，两手两脚上布满了泡泡和黑痂。静夜醒来，我偶尔摸一下指甲盖，发现里面也充满了水，我真有点毛了。这种地方一般是不长什么东西的。今天忽然发现有了水，即使想用针去扎，也无从下手。我泄了气。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于是就在我还有点三心二意的情况下，玉洁和杨锐把我裹挟到了301医院。”

　　“说老实话，过去我对301医院的皮肤科毫无所知，这次我来投奔的是301三个大字。本科的人数不是太多，只有十几人。主任就是李恒进大夫。副主任是冯峥大夫，还有一位年青的汪明华大夫，平常跟我打交道的就是他们三位。不久我就发现了他们身上一些优秀的亮点。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旁边，我看到他陷入沉思，面色极其庄严，自言自语地说道：‘药用太多了，这么老的老人怕受不了。用少了，则将旷日持久，治不好病’。最后我看他下了决心，又稍稍把药量加重了点。这是一件小事。无形中却感动了我这个病人。以后，我逐渐发现在冯峥大夫身上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也十分突出。”这极大地增强了季老的信心。

　　“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进院时并没有结论。但301医院却动员了全科和全院的大夫，再加上北京其他著名医院的一些皮肤科名医，组织了两次大会诊。我是8月15日下午四时许进院的，只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第一次会诊就举行了，可见李大夫心情之迫切。在扑朔迷离中，我偶一抬头，看到了邹大夫的面孔，原来他也被请来了。紧接着在第二天上午就举行了第二次会诊。这一次是邀请院内的一些科系的主治大夫，研究一下我皮肤病以外的身体的情况。最后确定了我患的是天疱疮。”

　　“但是，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了床躺下了，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而已。今天一旦舔到，忽然联想起邹大夫的话和李恒进大夫对我的要求，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已经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

　　“常言道：‘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第二天早晨，大夫就通知要进行B超检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看，大概有的大夫就把这现象同皮癌联系上了，于是让我进行彻底的B超检查。经过十分认真的检查，结论是，我与那种闻之令人战栗的绝症无关。这对我的精神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解脱！”

　　由于“以李、冯两位主任为代表的皮肤科的十分小心谨慎的医风，许多假设都被否定，现在能够在我手脚上那种乱糊糊的无序中找出了头绪，抓住了真实的要害，可以下药了。但是，他们又考虑到我的年龄。药量大了，怕受不了；小了，又怕治不了病，再三斟酌才给定下了药量。于是立即下药，药片药丸粒粒像金刚杵、照妖镜，打在群丑身上，使它们毫无遁形的机会，个个缴械投降，把尾巴垂了下来。水泡干瘪了，干瘪的结成了痂。在不到几天的时间内，黑痂脱落，又恢复了我原来手脚的面目。我伸出了自己的双手，看到细润光泽，心中如饮醍醐。”

　　“奇迹终于出现了。我这一次总算是没有找错地方。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心旷神怡，乐不可支。”

　　以上是有关季老先生从发现到治疗天疱疮经历的一个摘录。季老先生的文字是很生动的，有治疗经过的记载，有个人心情的叙述，有医院作风的评论，有对朋友和大夫的感谢，有“医德、医术、医风”的种种议论。由于全文过长，只好仅仅摘录了有关治疗过程的记载。从这里的摘录中，我们将不难得到如下的启示：

　　1）天疱疮大约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第一，它有确定的名称；第二，并没有其它并发症；第三，只要用药正确，3~5天就好！关键在于能否得到科学的正确的诊断。

　　2）中医的最大弱点就在于难以对病症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就不能不对中医名为“整体”思维，实为“笼统”思维的质疑！

　　3）毕竟天疱疮是“癣疥之疾”，连“癣疥之疾”都不能及时做出正确诊断的中医，又怎能期望它能治疗急病、重病、大病？！

　　4）必须痛斥“偏方治大病”，这种害人不浅的说法。

　　5）但是，我们也必须赞扬一下“在全国中医中广有名声”的西苑医院，要赞扬一下西苑医院里“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的邹铭西大夫，毕竟这一西苑医院和在其中工作的邹铭西大夫有良好的医风、医德。一旦发现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出现了问题，立刻建议“赶快到大医院去住院观察”。——很不幸，这并不是当前中医界的主流！

　　6）糟粕就是糟粕，精华就是精华；不能把精华说成是糟粕，更不能把糟粕说成是精华！因为这要危害社会，危害人民！

　　（来源：人民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