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马克斯·韦伯

　　前年年关，单位组织到一偏远山村访贫问苦送温暖。遇一特困户，夫跛妻盲，育有两女一男，家境困顿之至。同行者中有一青年心直口快，见此情状便以带责备的语气问主人：你们自个已经这么艰难，不生也行，生一个也足了，生两个也罢了，为何还要严重超生生三胎？手里还拿着我们送去的“温暖”，面对虽然不乏关切却也未免尴尬的诘难，那对残疾夫妇只能极憨厚地“嘿嘿嘿”，权算是以笑代答吧。

　　在乘车回城的路上，我有意无意地跟那位心直口快的青年聊到了刚才的问题。我不忍责怪他，只是跟他说，“你刚才在他们屋里提的那个问题很深呢”。我还告诉他，残疾夫妇没能回答的问题，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有答案，作者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在那本书里讲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水平越低下，人口出生率就会越高，因为生活水平低下时，人们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未来考虑了。什么是未来考虑？未来考虑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啊，就是现在各级政府下大力气搞的“农村低保”、“农村医保”啊。

　　心直口快的青年连同车上另外几位同事听我这么一鼓捣，回过神来都不住地点头，竟有些折服的味道。是折服于我学问的“渊博”，还是折服于韦伯思想的深刻？应该是后者，但当时我宁愿感觉是前者。

　　其实，说来惭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韦伯著作作为西方经典由台湾而内地，在学术界热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孤陋寡闻的我竟然仍一无所知。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了吧，小城里搞了一个官方性质的青年读书班，我是负责人之一。得知我正在筹划几次专家讲座时，一位研读西洋哲学的旧时同窗便自告奋勇，说他很乐意无偿“效劳”一回。他为我们“效劳”的那一回就是讲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以前，我们都只晓得卡尔·马克思，今天这个马克斯·韦伯又是何许人也？

　　马克斯·韦伯是欧洲文明之子，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的，他对全世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的影响之深刻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我那同学跟我们胡吹海侃了一下午。不知是何缘故，记得当时台下听讲座的人反应并不是很热烈。我听了却不免有些心动，有些神往。尤其是黑板上那两行板书我现在还能记起其一笔一画的神韵:“MaxWeber——法国的一代师表，凭着他的道德权威，他超越了那些一心只求升迁发达的庸懦俗人。”事后，我就急忙托人弄来几本韦伯的书，啃了好一向时间，其中就有一册《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我读书喜欢在书上某些段落划杠杠，韦伯讲人口出生率那一段我就划了杠杠，还划得很深，把纸都划破了，都划到自己心版上去了。所以，十几年之后，听到小青年问残疾夫妇自己都养不活为何还要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生三胎时，我就想起了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说过的那段看似冷冰冰其实很能温暖人心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