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支持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列强各国的欺凌与压迫。推翻满清统治，包括建立共和，都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

恰恰相反，日渐兴起的军阀割据和争权夺利的内讧与战争，反而进一步使中国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北京政府，更不得不依赖于列强而谋生存。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则抓紧机会向中国下手。它不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的胶东半岛，而且接连逼迫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秘密条约，试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政府不断攫取中国权益的严酷现实，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法指望北京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指望欧美列强出来主持公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终取得战胜国资格，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高唱民族自决，自然深得国人的欢心。于是乎，“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间充斥于报纸杂志之中。当在美国总统主导下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正式召开之际，充满了美国人必定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幻想的中国众多报刊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甚至齐集巴黎，静候和会公正裁判，逼使日本将胶东半岛交还给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喜讯。然而，大大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是，基于列强各国妥协的需要，即使是威尔逊本人，也不能不在和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这一要求的支持，听任日本继续霸占中国的胶东半岛。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众多知识精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一种尝试。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3－47页。但是，该宣言8月26日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时，被删去了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

　　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到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作法，但中国各界却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当时就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据此，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进一步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青年毛泽东这时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C�盩：《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终于，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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