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红军被迫长征

　　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被蒋介石、汪精卫等把持的国民党领导权，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发动了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一大批留苏学生奉命回国，并被安排在中共政治、军事机构内担任要职。莫斯科推动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帮助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其中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取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绝交。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这个在莫斯科指导下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却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它从1931年11月7日宣告成立之日起，到1934年10月18日被迫搬到马背上开始漫长的长征之日止，在中央苏区存在了1075天。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

　　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人相继与共产党分裂，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中国的军队里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莫斯科显然并没有放弃把它的人留在中国的努力。是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甚至成为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斯大林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281页。因此，武汉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和平“分共”举措，共产党人就在加伦的建议下，齐集南昌，于8月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另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对抗。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月7日在汉口召集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从“八一”南昌暴动，到“九九”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十一·一”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俄国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广州暴动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暴动者的红旗，到处招摇过市，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结果，广州暴动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所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动者一起，被残酷杀害，甚至一度曝尸广州街头。

　　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了。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认可，因此，这一绝交行动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但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毕竟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多少清醒了一些。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用了相当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召集到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前一阶段暴动政策的失败，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是中共领导人“左”倾盲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也同样很难了解中国共产革命正在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等等。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对于1927年国共关系的破裂，莫斯科把共产党方面的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革命仍旧遭受挫折。于是，莫斯科又进一步撤换了瞿秋白，而代之以在它们看来没有小资产阶级妥协性和狂热性的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上台，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和睿智，而且盲动到和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坚信为了在中国组织全国性暴动，推动世界革命的早日到来，苏联应当出兵中国。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干部了，他们最后只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寄希望于用这样的方式来严格地贯彻执行他们的意志和决定。

　　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选派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陆续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1924年以后，则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随着1925年中山大学建立起来，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这其中较有名的一批留苏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芳等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为了使大批长期在国内抛头露面的共产党人不被杀害，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偷渡到苏联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这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人。而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在中共党内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百分之百地服从其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由此开始，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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