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旨在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华民国的领土为领土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能够存在，毕竟也还是要以占据一定的区域为前提的。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免给原本就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困境中的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当然，由于红军及其根据地所在区域，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整个国家交通大动脉及主要中心城市均有严重威胁。而且红军出于政治的目的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还是会组织中央军连同地方军阀势力一并出兵清剿。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红军始终以保存实力为原则，战术灵活，一向坚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从来不固守一地，因此国民政府连续三次围剿都毫无收获，甚至被红军吸引到根据地的山林之中，分割包围，大败而归。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不可避免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一种象征和证明。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就再难简单地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攻守问题了。尤其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了。尽管在应对第四次围剿时，中央红军还是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除了中央苏区以外，中共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特别是规模与中央根据地相当的鄂豫皖根据地，均已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中央根据地已经被彻底地孤立起来。
就在中央苏区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军事顾问弗雷德。由于这位军事顾问是一位苏联将军，万一被捕可能引起严重外交纠纷，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遥控指挥，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年轻的德国人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秘密潜入中央苏区，协助弗雷德指挥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严格地说，莫斯科对中国红军的军事行动尚没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观念束缚。他们在1933年初谈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告诫中共中央称：“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并且不反对像鄂豫皖红军那样，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等地。他们甚至表示：“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但是，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原则并不能完全变成苏联军事顾问和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军事指导思想。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最主要的努力，就是把他在苏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化思想贯彻到他的工作中来了。这种正规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历来所习惯的游击战观念形成了冲突，特别是对红军传统的作战思维和作战方式造成了冲击。当1934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后，强调正规化的李德也自然而然地试图用红军的正规战来对付国民党军的正规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采取了与前不同的节节抵抗，不让寸土的方针，准备与国民党政权决一死战。恰好国民党军也吸取了过去与红军作战的教训，注意齐头并进，部队之间相互协同与保护，并且采取了碉堡政策，步步为营。如此一来，红军作战不仅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而且在其并不擅长的阵地战中，大量损耗了武器和人员。
还在1934年春天，眼看军事形势变得对孤悬在南方的中央苏区十分不利，莫斯科就已经指示中共临时中央考虑及时转移的问题了。进入到这一年的7月，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危险，红军已经无法继续就地坚持下去了。弗雷德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界，开辟苏区，试图以此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缓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压力。而后，又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成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仍旧摆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势，一面秘密进行各项准备。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万多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从瑞金及其附近村镇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离开了中央苏区。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政府、银行、医院、印厂等渐渐远去，这个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权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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