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在中东路事件上采取“拥护苏联”的态度，根本上在于当时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这就是，坚信当今的世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因而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
中共打出“苏维埃”革命的旗号，是在1927年9月中旬。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宣布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了，共产党现在不仅必须“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因此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再度出现并成为与上层立宪议会，乃至于和政府相抗衡一种革命斗争机关。最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利用它领导了反政府的暴动，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把苏维埃这一革命形式具体应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最早是在广东的海陆丰。由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胜利后，即曾一度将那里的政权以苏维埃来相称。但是，这显然是和共产国际代表所起草的那个决议所要求的不相一致。因为，决议中明确规定：“当（广州、长沙）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以免失掉苏维埃政权所应具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因此，真正让共产党人相信中国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经到来的，是广州暴动。正是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了。连政府组织形成也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组成的，如苏兆征为政府主席（因人未到，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黄平为人民内务、外交委员，杨殷为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周文雍为人民劳动委员，彭湃为人民土地委员，陈郁为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为人民经济委员，张太雷为人民海陆军委员，等。
广州暴动的迅速失败，使中共计划在中心城市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转瞬即逝。再度夺取中心城市已在两年半之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乘着湖南军阀何健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机，占领了长沙城，并且再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次的占领，也仅仅维持了将近两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之为“苏维埃”，这个时候在中共的农村根据地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把苏维埃与中心城市及其产业工人阶级相联系，不肯把这种自发地建立在农村中的苏维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因此，各个根据地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在1930年初，鉴于各地农村苏维埃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就已经提出要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而中共中央对此却不予重视。在2月发出的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告当中，它特别在“苏维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了“区域”两个字，以强调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着苏维埃形式的根据地。远东局对此提出异议后，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还是特意加上了“准备委员会”的字样，以示这一会议并没有选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资格。而当5月19日这次会议于上海秘密召开时，中共中央因为担心“准备委员会”仍会引起与会者的歧义，故还是改回叫“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远东局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但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坚定地认为：苏维埃必须建立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里，至少也要建立在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样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农村里面。
7月10日，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不仅要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列为目前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应当直接建立在苏区里面。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只是加速了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时间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干预中共中央的这种盲动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10月间，共产国际最终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按照共产国际的新说法，中国革命虽然也不出苏维埃革命的范畴，但其具体形式将区别于俄国革命，即它将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根本上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种迷信态度。在进一步通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从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从1931年2月起，超过60%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分派到各个农村根据地去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
这一年的11月7日，作为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以苏维埃为特征的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和国家形式，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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