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珍惜的耻辱感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因为获得人民文学奖，东莞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得到去当地作协工作的机会。但是她拒绝了，依然留在工厂。她说，“我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打工的疼痛感让我继续写诗”。

　　我读过郑小琼的一些诗，认为她写得非常不错，比大多数拿工资写诗的专业作家或者靠着诗人名号混世的人强多了。不过，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诗艺，而是为她的耻辱感深受震动。相比较她的耻辱感、疼痛感，人们常说的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显得多么浅薄和做作。

　　一个对打工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郑小琼诗篇的人，应该知道她的耻辱感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耻辱》，其中写道：“我们在废纸上保持古老而优雅／内心灌满了耻辱”，“我们的羞愧来自沉默太久太深／我们在痛苦中宽恕脆弱的灵魂”，“习惯了沉默的／耻辱，还要我，过早的／抛下青春与愤怒”，“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这种清醒的耻辱感，不仅是一个叩问人生处境的好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敏感，也是一个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人所应该持有的警惕。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坦白过，作为一个时评作者，当我谈论那些敏感话题时，尽力寻找一些巧妙的角度，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做到既“擦边”又不犯规。朋友们总是夸奖我的这种经验和能力，而我却每每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让我稍觉宽慰，因为它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堕落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

　　《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把日本文化称为耻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说罪感文化强调发自内心的自省和忏悔，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在的戒律和舆论的约束。中国有学者由此发挥，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后来中央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又有学者认为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论语》中随处可见对耻辱的告诫，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提到耻辱更是激愤，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其实，羞耻之心乃人之常情，无论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生活在所谓罪感文化中的西方人，在正常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中，都会为违背良心或丧失尊严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圣经》在强调人生而有罪的同时，也多次提到“耻辱”或“羞辱”，如“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的耻辱”，“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像小说《红字》中描述的脸上刺字那样的羞辱刑，一度在西方社会也普遍流行。当代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一部代表作就以“耻”作为书名，写出了殖民冲突历史对个人生活的污染和扭曲。

　　耻辱感是人类捍卫尊严的基础，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丧失耻辱感的时候太多了，很多人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心安理得，为自己的犬儒混世而沾沾自喜，甚至为自己的坑蒙拐骗而洋洋得意。良知被出卖，灵魂被收买，历史被遗忘，真相被隐藏，规则被扭曲，律法被践踏，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如果说诗歌与人的灵魂有关的话，那么耻辱感更是诗人和作家的守护神。那么，中国多如牛毛的诗人和作家中，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清醒的耻辱感呢？在我看来，有些作家不仅自己无耻，而且还大肆宣扬无耻文化，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篡改历史，粉饰太平。

　　而一些由作家组织、为作家服务的机构，本身就是耻辱的制造者和施与者。例如，一年前，郑小琼曾参加当地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竞聘，却因为申报选题——调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不够主旋律而落选。当她获得官方的主流文学奖之后，机会又不请自来。在我看来，这前后遭遇，本身就是打工者和诗人的一种耻辱。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